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海南省博物馆推出原创展览“天涯觅珍——海南省博物馆征集成果展”，其中有1件元代灰陶鞑帽俑十分特别，是2008年从丹麦追索的流失文物。即使在今天，流失文物回归的每一次微小进展都是非常艰难的，此事件是当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文物追回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2012年11月7日，国家文物局将包括灰陶鞑帽俑在内的1213件（套）珍贵文物和标本，划拨给海南省博物馆庋藏。即后，一场名为“陶瓷撷英——国家文物局划拨海南省博物馆入藏文物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该件元代灰陶鞑帽俑也在当时的展出文物之列。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史称元世祖。元代火葬盛行，与汉族厚葬制度有着较大区别。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曾写道：“候一二日即舁尸出，就檐下入棺。抬上丧车，即孝子扶辕，亲属友人挽送而去，至门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夫烧毁……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也载：“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再加上当时盛行的秘葬制度，导致出土的元代文物数量相对其他朝代较少，但从质地和精美程度来看，文物中的陶俑人物五官精致、张弛有度、表现力强。目前元俑及元墓葬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多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山东等地发现。

像灰陶鞑帽俑这种男俑形象，在蒙元随葬陶俑中不仅数量多且造型多，大致可分为出行仪仗和随侍供奉两类。海南省博物馆藏男俑胳膊上搭有长巾，应属于随侍供奉类。此外，还有部分随侍俑是手持伞、盆、壶、交椅、剑、杖等造型。该俑质地属灰陶，陶质坚硬细腻，灰黑中透亮光，未施釉彩但精打细磨。元代陶俑以细泥灰黑陶为主，多不上釉，也有部分施彩绘情况，如西安小土门村元墓出土的笼袖女俑、执巾男俑等，河南焦作靳德茂官墓出土的随葬陶俑均施有彩绘。

根据此件灰陶鞑帽俑的帽式、服饰，简述笔者的三点认识：

一是此俑名为灰陶鞑帽俑。这里所说的“鞑帽”二字，应分开来解。“鞑”是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鞑帽”意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戴的帽子，而非此帽名曰“鞑帽”，孙机先生在《介绍自丹麦回归的中国文物》中称此帽为“瓦楞帽”，方形瓦楞帽和钹笠帽均可泛称为鞑帽，都是元代流行的式样。

蒙元时期，帽冠在其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各阶层男女均戴帽冠。瓦楞帽虽为当时元代主要帽式之一，但从现在出土的文物数量上来说极少，除海南省博物馆藏这件外，还有四件：在呼伦贝尔扎赉诺尔博物馆，有两件造型一致的牵马俑，据了解是从当地征集而来，具体出土地已无从考证；一件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从刘元振及夫人郝柔合葬墓中出土的牵鞍马俑组合；一件是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元代黑陶男俑。整体来看，海南省博物馆这件男俑神形兼备，制作精妙。

不过这种式样的帽子在古今图像资料中多有展现，且士庶、主仆均有佩戴。在现代，1990年发行的“中华传统服饰”系列邮票第五组，就包括一张绘制着金元时期头戴瓦楞帽身着辫线袄的男性形象邮票。在古代，辽宁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中有正在演奏三弦者头戴瓦楞帽；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中“行别献酒图”和“醉归乐舞图”中有头戴瓦楞帽的乐舞和侍从人物形象；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中主人及多位仆人均有戴瓦楞帽。元代刊本《事林广记》中的插图有两位官员正在对弈，二人头上的瓦楞帽均摘下，居左者的帽子由侍者托举，居右者的帽子置于榻上。由此可见，元代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可戴瓦楞帽。

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中载：“瓦楞帽，楞音稜，结牛马尾作。”可知瓦楞帽多用牛马尾编织而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载：“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说明元代帽顶的装饰是展示帽子主人等级差别之物。除帽顶外，帽带亦可辨别帽子之等级差别，《元史·舆服志》记载，皇帝用“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而庶民则无论帽顶还是帽带“不准用饰金玉”。

二是陶俑应是元代中期以后作品。这件元代灰陶鞑帽俑高30厘米、宽16厘米，身材高大威武，头戴帽、着长袍、手搭长巾、穿筒靴、两腿立于长方形踏板上，头部向右上方微微扬，双目似斜非斜、嘴角似笑非笑。制作工艺上采用元代的模塑结合技法，即先以模成型，然后再对人物进行深加工。该男俑面部圆润丰满，五官清秀，阔耳、杏眼、小口，不仅形体比例恰当、造型精巧，而且表情生动传神、富有动态感，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

杨洁在《陕西地区蒙元陶俑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根据陕西地区自20世纪中叶以来出土的数千件蒙元陶俑研究，将元代陶俑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1294年之前）元俑陶制相对粗疏，造型比例不甚美观，使用贴塑法；中期（1295—1332）陶制相对精良，造型比例准确、样式固定，模塑组合技法熟练；晚期（1333—1368）随葬陶俑逐渐减少至消失。另，据孙机先生分析，此俑与陕西户县贺氏墓、宝鸡大修厂元墓等处所出文物颇为接近，时间上与中期基本一致。综上，不论是人物整体的塑造还是微表情的表现技巧，无疑都是元俑中少有的上乘佳作，应是成熟时期的作品。

三是服饰体现蒙汉交融的特色。灰陶鞑帽俑着右衽长袍，右祍和左衽，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重要区分之一。从先秦时期孔子《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旧唐书·室韦传》：“畜宜犬豕，豢养而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隋唐·突厥传》：“穹庐毡帐，被发左衽……”中均可看出。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蒙古族在一统中原之前，蒙古部落就开始主要身着右衽式服饰了。1237年《黑鞑事略》中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1978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了一批蒙古汗国时期的丝织品，据考证，这是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汪古部落的一处墓地，出土文物中就有一件织金锦袍为交领右衽，这些都是印证。此外，传世的元代历任帝王、帝后像，皆身着右衽式的蒙古族传统服饰。不过左衽式服饰，在元代仍在小范围内穿着，从陕西等地出土的元代女俑可看出。

到元英宗时期，建立起了元代的衣冠服饰制度，对各个阶层、行业服饰的搭配、材质、装饰做了统一规定。普通士卒的服饰材质以罗和絁为主，区别于蒙古早期以动物皮毛为主。另一方面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则规定了包括蒙古特色的质孙服等在内所有服饰从汉右衽。

《元史·舆服志一》：“士卒袍，制以绢絁，绘宝相花。窄袖袍，制以罗或絁。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折。……束带，红鞓双獭尾，黄金涂铜胯，余同腰带而狭小。”海南省博物馆馆藏这件元代灰陶鞑帽俑的服饰为腰间无细折而系短腰带，区别于当时十分流行的另一种服饰款式辫线袄，由此可知男俑身着的长袍应为窄袖袍。

元代服饰既有汉服中重要的右衽特点、材质特色，又包含了蒙古服饰的民族特色。同时在国家祭祀、议事等大型政治活动中，汉族和蒙古族两套服装独立存在，是汉蒙文化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国作为多民族地区，民族间的交流、创造、互学互鉴，共同谱写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构建多元且充满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