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神山，山如其名，这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常年云雾环绕，宛如仙境。它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曾是黄洋界脚下的一处湘人后代群居的小村落。

2022年7月，光明日报社社长王慧敏带领调研组来到神山开展调研工作。调研组在群众家采访时，从八旬老人吴清娥口中了解到神山有7位烈士因战负伤，陆续牺牲后合葬在一起的故事。于是这段被时光深藏在泥土里的历史，如同一枚枚破土而出的种子在媒体人的心里生根发芽，这些长眠于此的无名烈士，他们的家在哪里？是否还有家人？褒扬烈士，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光明日报社的推动下，井冈山轰轰烈烈地拉开了“为烈士寻亲，为天地铸魂”的序幕。期间，光明日报社跟进寻亲动态，不断进行追踪报道，陆续推出了11期“提灯·为烈士寻亲”系列报道。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作为业务单位，全程参与了“为烈士寻亲”的每一项工作。我们从刚开始的史料查询认证、实地探寻走访到外出跨省筛查、见证DNA检测，再到深入查寻、逐步缩小范围，直至最终锁定对象，圆满完成任务，历时近400天，先后数十次外出，跨省6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查找6万余烈士名录，采写第一手资料5万余字。

扎实论证的过程

2022年7月中旬，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牵头，退役军人事务局、博物馆和公安局成立的“寻亲专班”开始了艰难的查寻过程。

要考证神山烈士殉难的历史，博物馆首先要确认在井冈山斗争史实中是否确有其事？又是否确有其人？

查阅大量的书籍史料后，通过《宁冈县志》了解到：民国时期，地处井冈山北面的神山和隔了一道山梁的梅树山及半岗山一带属于马刀队等绿林队伍的主要活动区域。神山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哨口的战略要地。《宁冈苏区志》中记载：“边界‘八月失败’后，毛泽东为挽救红军，亲率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的三十二团保卫根据地……袁文才带领三十二团一营埋伏在山下茅坪的桃寮、斜源、神山、周山一带，日夜袭扰敌人。”另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以及范树德在《井冈山的后勤工作》等资料中介绍，当年宁冈县委、县政府在大陇、茅坪、新城、柏露设立粮食储存点，红军从李亚、茅坪和大陇到黄洋界粮食中转站，然后再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从1937年出版的《宁冈县志》手绘地图中也可以看出，红军从柏露挑粮上黄洋界，神山村就是必经之地，可见红军对神山一带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由此也可以证明1929年1月，黄洋界战斗失利后，部分红军退却此地有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

为了进一步核实1929年第三次反会剿的战斗情况，我们还查阅了多位老红军的口述资料。发现多位井冈山斗争亲历者的回忆都间接印证曾有红军在神山村牺牲这一史实。当时守卫黄洋界哨口的大队长、中将周玉成的访谈资料和时为黄洋界哨口号兵的田长江撰写的《在斗争中成长》以及时为大队司务长的冯瑞田撰写的《第三次反“会剿”前后》回忆文章中都记载了当时红军从黄洋界哨口撤离到神山和斜源一带的战斗情景。

我们经过多次深度采访当地知情的村民，得到了更为详细的信息：“那年冬天，在神山村民赖章达、赖文华等人的精心照顾下，在神山村周山组养伤的绝大多数伤病员都恢复得比较好，有七位伤员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红军来到神山村后将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的祠堂和一栋民宅中，祠堂地上躺满了伤病员。当时神山村自然经济落后，又处于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中，药品、医疗器械十分紧缺，赖章达、赖文华两人尽己所能悉心为红军伤员进行治疗。”“烈士牺牲后，神山的乡亲们用白木板为他们钉制了简易棺木，将他们一起安葬在周山组的一个小山头上……”

于是，我们带着“1929年冬天”“彭德怀部”“红五军”“七位烈士”“牺牲或安葬在井冈山茅坪、黄洋界、八面山”等几个关键线索开启了长达一年多的寻访、查找、考证、采集的过程。

艰难查找的过程

有了关键线索做依据，“寻亲专班”就有了相对明确的目的性。7月开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的寻亲工作小组先后赴莲花、铜鼓、遂川，以及湖南平江、茶陵、炎陵等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查找。在各地查找了大量烈士名录，初步认定一些牺牲时间、地点和埋葬地相符的烈士，但因为烈士名录上的关于他们的记载文字相对简单，可循的痕迹实在有限，还不足以进行佐证。我们需要对每一名烈士做更加细致的身份认定，在探究他们的姓名和籍贯的同时，最好还要找到他们曾参加过1929年1月黄洋界战斗的记载。所以我们将查找重点放在守卫黄洋界的红五军的官兵上。

查证的过程曲折又艰难。

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关于红五军烈士信息他们也极少，因为红五军当时只是路过万载三天，时间远久，留下资料不多，难以提供更多有效资料。

安福县纪念馆和安福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我们提供了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名单共有3000余名，其中1500多名牺牲地不详，另有12人在井冈山牺牲，排除11人是在1930年后牺牲的外，只有一位名叫张德乐的赤卫队员是1929年牺牲，具体哪月并没有标注。

转机出现在7月19日。我们再次抵达湖南平江县，查阅了湖南平江县注册的2.1万名烈士的资料，从中遴选出了188位在井冈山斗争中（含湘赣革命斗争时期）牺牲的先烈名单。发现徐忠孝、肖栋才、童九和等11位是在1929年1月至4月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时牺牲，最后根据牺牲时间、地点和埋葬地等信息锁定了其中6位烈士。

考虑到当年红五军除了守卫井冈山牺牲较大之外，随后还在1929年冬天带领永新、茶陵、安福、泰和、莲花等县的赤卫大队一直坚持战斗在湘赣边界，肯定也有牺牲。因此，我们将调研范围作了延伸。

为了避免“灯下黑”，我们多次对井冈山烈士陵园里有名有姓的15744名烈士名册进行了细致查找。试图从中找出守卫黄洋界哨口的红军官兵，抑或疑似在此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但发现名册中包含遂川籍、吉安籍和万安籍的大多数先辈牺牲时间和地点并没有标注，甚至还有很多标注为“不详”。于是，我们又从吉安县、泰和县及万安县要来了8000多名革命烈士的名册，里面只有8名明确在井冈山作战牺牲，但时间不尽相同，最终还因为线索早已中断，没联系到先烈后人。

希望一次次被打破，我们又一次次点燃新的希望。

又一个转机出现在2023年3月。我们在湖南炎陵县和茶陵县，通过当地军人事务局提供的材料和到烈士后代家里寻访，甄别出有60名红军是在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而其中有6名明确标注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期间牺牲。

自此，烈士“寻亲专班”工作组在各地军人退役事务局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最终从6万多烈士中查找到12名匹配度较高的烈士具体信息。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正紧锣密鼓地将神山无名烈士的部分遗骸送检，通过公安部Y库的DNA序列进行比对。2月通过不断加大对烈士遗骸检材样本检测精度，在公安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终于检验出了精准度较高的DNA信息。

3月初，“寻亲专班”小组再次出征。赴莲花、平江、茶陵、郴州等地，与12名匹配度较高的烈士的后代一边建立联系，一边动员烈士后代自愿采集血液信息。

4月，湖南茶陵县传来黄渭波烈士的资料。各种信息表明：黄渭波就是神山7位烈士之一。根据史料记载，黄渭波烈士牺牲于1929年1月至2月，这与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时间一致，与神山村无名烈士牺牲的时间吻合；安葬地点和方式也与烈士证明书记录一致。

4月14日，“寻亲专班”的同志再次赴茶陵联系到茶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并联系到黄渭波烈士的后人。经过进一步的深度查找，信息汇总后，让我们了解到关于烈士及其家人的更加感人至深的故事。

原来黄渭波烈士一家三口，父子三人都是革命烈士。父亲黄道宏，曾经只是药店老板，在宁冈县三保经营了一家小药店，由于两个儿子黄渭涛、黄渭波都参加了工农红军，有时会带着战友们到药店歇息。作为父亲，他也担心儿子的安危，却又无法动摇孩子们革命的决心，于是决定与儿子共同战斗，暗中保护他们。期间，他还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红军的地下联络员。1930年，被当地挨户团抓住杀害于宁冈县东上乡虎爪坪。弟弟黄渭波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任宁冈县茨坪苏维埃政府秘书。1929年1月，在第三次反“会剿”中，壮烈牺牲。彼时，他刚刚新婚不久且怀有身孕的妻子一直住在娘家，忙于革命工作的黄渭波至死未能见到妻女一面。哥哥黄渭涛，生于1893年，得知弟弟牺牲后，他也于1929年参加革命。担任红四军三十二团特务排班长，1931年7月22日，他在押送俘虏回井冈山时在宁冈县长岭被杀害，安葬在宁冈县长岭黄家屋背。

“终于找到了外公！我们一家人几十年的夙愿实现了。”听闻认定消息后，黄渭波烈士远在广东工作的嫡亲外孙陈银洪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起外公献身革命的故事。寻找外公一直是全家人的心愿。感谢寻亲活动！这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也是对烈士后人的最大激励。”

经过环环相扣的史料考证、村民和家属的口述佐证，最终经湘赣两省有关党史、军史专家及“寻亲专班”人员集体研究论证，确定黄渭波烈士安葬在神山村周山组。2023年8月5日上午，在神山村七烈士墓前，由光明日报社、井冈山市委市政府、井冈山报社联合举办的“神山红军烈士认亲仪式”隆重举行。

寻访中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我们四处寻访的过程中，还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却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平江籍烈士肖栋才，1911年出生，1928年10月参加革命，时任红五军班长，1929年1月在井冈山作战牺牲。采访时，他的孙子肖层楼告诉我们：当年肖栋才的父亲带着肖格才、肖栋才和肖贤才3个儿子，以及自己堂兄弟的孩子肖多才一起投奔红军，离家时5人，回家时只有小儿子肖贤才，其他4人都战死沙场。

1967年，肖栋才的继子肖旭林和家族亲人到井冈山寻找烈士遗骨埋葬地，希望能带他回家，通过当时地方民政局知道他是1929年1月在井冈山黄洋界和茅坪打仗时牺牲的，所以根据这条线索，他们一行去到黄洋界和茅坪等地，经过多方打听，获知一条重要线索，他们的亲人和其他战友受伤后，是被收留和藏匿在深山一个有湖南老乡居住的小山村。当他们望着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岭，自知找寻无望，只能含着泪水在茅坪这个亲人战斗过的地方，包上一抔可能沾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壤带回生养他的平江南江镇的杨柳屋，并为肖栋才烈士修建了一座坟冢，当作他已魂归故里。

在平江县我们发现当时像肖栋才家这样，以家庭或以家族为单位参加红军的非常多，后来寻访的童九和烈士也是如此，家中6兄弟全部出来当红军，其中3名获得烈士身份，另外3名因为是地方武装连烈士的身份至今都未做认定。翁献光烈士的后代告诉我们，翁献光是家中的独子，成婚后不久就离家参军，20几岁就牺牲在井冈山。后来只能把妹妹的孩子过继给他延续香火。他的妻子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终身未改嫁，侍奉高堂，养育过继过来的孩子，而关于这位军嫂的记载也只有家谱上李氏两个字。

今天来看，他们当时并不是没有选择，国民党部队也在四处招募士兵，军饷待遇好过红军数倍，但大部分穷苦农民却还是选择当红军，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跟着自己的队伍干，推翻旧世界，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

近400天，我们经历了如同大海捞针一样的重重困难，目前也只找到了神山7位烈士中的一位，还有更多的烈士等待我们为他们寻亲、寻家。接下来的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始终会拿出剥丝抽茧的功夫，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客观分析，同时坚持“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疑义，绝不怠慢任何一次问询”的工作宗旨继续寻找“真相”。只有把最基础调查、寻访、采集工作做扎实了，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给社会大众呈现一段清晰完整的历史。

通过此次寻亲工作，我们也发现了在现存史料中，如黄洋界、八面山等战斗存在重大历史事件信息遗漏问题，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将继续完善这项工作，为弘扬井冈山精神，褒扬革命先烈精神，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提供更多扎实可信的史料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