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博物馆藏有两封清晚期信函草稿，旧裱，裱为手卷形制，两封信装裱在一起。卷心宽20.6厘米，长316.2厘米。用纸为横幅宣纸，当是信函草稿。卷轴上签为旧题，题为“张昱草书作战函稿卷”。信函一的起首称谓为“抚帅”，写信人自称“本职”，信末敬辞之后未具名；信函二的起首称谓为“仁兄大人”，信中自称为“弟”，信末敬辞之后亦未见具名。从笔迹判定，两信为一人所书，书体均为草书。

所记事件考

两封信写作的时间背景一致，主要讲述写信者一方与“贼”“匪”之间的作战情况。信中提到写信者与同僚共为“进剿事宜”，担心作战中“徒损精锐……致该匪一经兔脱”受到“朝廷诘责”；其同僚中有“善、色两都统”，“都统”是清廷八旗军统帅的称呼；并且写信者多次提到己方军队为“豫军”，而豫军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的过程中在河南地区建立的地方军队。这些信息表明写信人为清廷一方。另外，信中称对方为“贼”为“匪”，为“皖捻”“亳捻”，说明作战对手为捻军。鉴于此，笔者首先推断这次战役发生在清军和捻军之间。

确定了两封信记载的大致事件是清军和捻军之间的作战，就可以将其与《豫军纪略》的记载相对照来考证。《豫军纪略》共十二卷，记录了咸同年间豫军在河南境内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经过及镇压其他农民起义情况，分“粤匪”(太平天国北伐军)、“皖匪”(捻军)、“会匪”(秘密宗教)、“土匪”(主要是一般农民起义)四目。特别是《豫军纪略》卷十主要记载了同治二年到同治三年间，清军与捻军在河南南阳地区的作战详情，恰与信件所记内容相契合。而且《豫军纪略》的作者尹耕云是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赐花翎。”所以《豫军纪略》所记还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信函未落款，所以没有明确的时间点，但信函中提到“龙泉沟练长韩中选阵亡”，与《豫军纪略》记载的“……（同治）二年十二月……韩中选……等皆战殁……”为同一事件，说明信中所记之事大约在同治二年冬前后。

信函中提到的地点有：马市坪、乔滩、嵩县、桐漆、草店沟、白土岗、板山坪、卧石沟（贼垒）、李青店、鲁山、四棵树、二郎庙、南阳等。单从地点来看，信中所述事件发生在河南南阳的南召县境内。信中提到了“白土岗贼垒”“李青店之贼”，说明当时捻军占据了李青店和白土岗。《豫军纪略》中对捻军占据李青店和白土岗也记录的很明确：“……贼不得逞……一路窜至南召西北李青店……贼既窜至李青店白土岗诸处……”。

信函中提到的人有：本职或弟（写信者自称）、吴镇、高自秀、周登高、郝永刚、尹嘉宾、韩中选、雷才贵、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善色两都统、苏队、葛队等。其中提到“以吴镇扼守马市坪”，《清实录》有载：“……张总愚（即张宗禹）一股，避兵喙伏，负隅不出，现在吴再升进扎李青店西北之马市坪”，《豫军纪略》也有记载：“……吴再升由二郎庙进屯南召之马市坪……三年正月初六日，吴再升率所部进抵马市坪……”两相印证，吴再升即信函中的吴姓镇守，并且在同治三年正月受命率领步队进驻马市坪，时间上也和信函大致一致。

信函中所讲“惟苏队远赴鲁山”和《清同治朝实录》记载的“苏克金马队远在鲁山，深恐鞭长莫及……”两相吻合。《清史稿》也提到：“……三年，僧格林沁督师进剿，令苏克金先驱遏鲁山……”

信函中所讲的“色、善之队已抵宛郡……由善庆先带进山”，《豫军纪略》中对色、善两队会同苏克金共赴鲁山也有提及：“豫军新练马队副都统善庆、色尔固善等统之会同僧营所遣翼长苏克金道襄郏赴鲁山遏贼西窜……”

信函中讲到的“葛队自到四棵树后，至今音耗杳然”，《豫军纪略》有载：“……葛承霖屯四棵树，下汤之西为二郎庙……”

综上，信函中所记录的战役应该是同治二年冬到同治三年春发生在河南南召的李青店之役。

当时捻军在张宗禹的带领下进驻河南，在豫西、鄂东北和皖北等地与清军继续斗争。同治二年冬，太平天国天京危急，西北太平军意欲联合在河南的张宗禹捻军，经南阳或者鄂北，东下救援天京，清军全力阻遏二者联合，在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双方战事胶着万分，李青店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信件作者考

信函中写道：“本职所部现除豫胜两营、玉成两营……所有吟胜两营，辅卫一营仍于板山坪……”说明写信者率领所部驻扎板山坪，和《清同治朝实录》记载的“张曜军于西南之板山坪”一致。信函中还记有：本职“亲率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豫中、豫右等营直抵白土岗”，这和《豫军纪略》所记“……二十七日，张曜击贼于白土岗……”相吻合。

信函中提到本职“亲率张士元、程之伟、蒋希夷、豫中、豫右等营直抵白土岗”“惟本职所部，除周登高、高自秀、郝永刚不计外”， 说明张士元、程之伟、周登高、高自秀、郝永刚等均为写信者的部属。《豫军纪略》中记有：“……十二月……初七日，张曜督帅张士元、程之伟、周明坤等衔枚夜出……”“……张曜令高自秀遏关前……郝永刚……周登高分路却之……”均指明张曜为这些人的上级将领，又与信函记载一致。

张曜（1832-1891），字朗斋，号亮臣，晚清名臣，著名将领，早年在河南固始兴办团练，被僧格林沁赏识，招入军中，参与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起义，十几年战斗在平捻前线，是清军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猛将。后又随左宗棠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配合刘锦棠收复新疆，擢升广西巡抚、山东巡抚，张曜军政才略突出，为收复新疆，阻遏英俄侵略做出了贡献，在山东巡抚任上多有建树，病死济南，赠太子太保，谥勤果。

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二月癸未朔，捻匪窜太和……以丁忧布政使张曜专办制匪”“咸丰十年，擢知府，先后遭忧，仍留军讨皖捻……四年……僧王既战死，台臣劾其养寇遗患，巡抚吴昌寿按覆，事白，曜假归葬亲。”记录的是张曜父母在咸丰十年先后故去，但因军务缠身，张曜未能回乡丁忧，直到同治四年（1865）僧格林沁战死之后，张曜被弹劾剿匪不力，受到弹劾的张曜即刻请假回原籍，完成因战事耽误的葬亲之事。可见张曜是在丁忧未完被召回军中，这和信中所说“予急欲葬亲……适秋间亳捻出巢，脱身为难，遂携骄皮之兵扼琼凶之寇……无如帅□屡催，急如星火……”讲的就是军务紧急未能葬亲这件事情。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写信者为张曜无疑。

此外，石家庄市博物馆还藏有一幅张曜草书诗文团扇，经过比对，二者字体有差异，但笔迹的不同不能否定写信者为张曜。原因有二：一是张曜早年晚年书法或许有变，二是张曜在戎马倥偬中，军务繁忙，请人代笔书写信函草稿是很有可能的，古代请人代笔的情况很多见，这里不多做探讨。

重新定名

这两封信函草稿裱在一起，旧签题为“张昱草书战函稿卷”，经过前文考证，可以确定写信人为张曜，可以推测，信函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或口传有误或听闻偏颇，误把张曜错认、错听乃至题签上错写为“张昱”，都是极有可能的。故本手稿可以重新定名为：张曜与捻军作战函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