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年）》，考古发掘的作业方法明确包括解剖发掘，旨在“了解遗存堆积层位或结构”。在中国考古学大量历史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实践中，解剖发掘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一般是指：在按探方进行发掘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已揭露遗迹或文化层的性质、特点、保存情况及对整个发掘与相关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发掘对象的局部划定有限且明确的范围，继续按探方发掘规程进行的直至生土层的发掘工作。
解剖发掘在汉唐以后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已广泛应用。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遗址，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墙、城壕的局部解剖，不仅初步辨清了自西周至北魏夯土城墙材质、做法的时代特点，而且借此掌握了历代城址的范围与形态。在河北临漳邺城遗址的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通过解剖发掘，初步认清了佛寺中一处塔基较为完整的夯土基础结构，及其打破不早于秦汉时期文化层的重要层位关系；在邺南城内城东城墙以东约3公里的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大量北魏至隋唐时期的精美佛教造像，通过对其所在地文化层的解剖，明确了此埋藏坑是“专为埋藏佛教造像而建，开挖于当时的地面上”且打破生土的完整结构。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宫城南门遗址，通过对宫城南墙、南城门墩台、门道及城门南北两侧地面的发掘与局部解剖，了解到“宫城南门直接在生土上始建，局部打破生土”，“始建之初未建墩台，墩台是修建时在城墙夯土两侧加筑”，“宫城南门始建时，是在门道位置下挖一个打破生土的基槽，其内为夯土……顶面是最早的一层门道路面”，获得了关于辽代宫城南门建筑工程次第的较完整信息。
上述对历史时期城址内城墙、城门、道路、建筑、重要遗迹及文化层的解剖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按探方发掘、揭露遗址平面时所无法见到的关键资料。其一，为更完整的层位资料。城市考古研究工作表明，城址中各类建筑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均与城市规划、建设与使用的行为直接相关。无论是梳理单个建筑、建置的沿革，还是对城市整体规划建设活动进行分期研究，完整的层位资料都是最为重要的史料依据。其二，为建筑的夯土基础资料。关于夯土基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意义，宿白先生在《中国古建筑考古》绪论中明确讲道：“我国个体建筑物基本的组织结构可分三大部分：一、台基，二、木架，三、屋顶。我们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木结构需要有坚固的台基，这一点和西方的垒石建筑不同。我们的古代建筑非常重视基础，即所谓奠基工程。一座建筑物的开始，首先要挖较深的基座，然后施夯版筑一直到接近地平面，然后建台座，台座之上布石础……石础之上才立木架。”考古成果充分表明，历史时期的城市，特别是都城，各类夯土基础实际上是规模最大的人工工程，更是整体城市规划与具体木结构建筑设计的物质依托。这些资料虽是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者们着力施工的产物，却多为文献所不载，更难以通过对地上建筑的调查所发现。因此，借助解剖发掘，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工作能够积累大量填补文献记录空白、复原城址历代叠压关系、拟合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结构体系的重要实物史料。
对历史时期城址解剖发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源于几辈中国考古学者对城市考古，更是对中国考古学要义的深刻理解。正如朱岩石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所讲：“地层解剖与遗迹关系确认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无论有多少合理的推测，实际上都不如有一张板上钉钉的剖面图拿出来有说服力。无论是我们对古代工艺、技术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对时代、早晚关系的回答，很多最终解决都是要落在对于地层学的回答上面……所以说科学地进行文化层、遗迹的解剖，就是我们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故宫是北京城内明清两代延续使用的宫城遗存，其位于元大都皇城内、局部叠压元代的宫城遗址，其规模接近晚唐中原北方地区的州一级城市。因此，故宫的考古工作，属于中国城市考古的范畴。其首要目的，是重构紫禁城建筑的历史，其所需探寻的考古资料，可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早于元代的文化层；第二，元大都皇城、宫城建筑遗址；第三，明永乐创建紫禁城时期的建筑遗址；第四，明清两代相继改建的紫禁城建筑遗址及其与现存地上建筑的叠压关系。这些考古资料，几乎全部叠压在今天保存下来的故宫地面建筑之下。
故宫博物院对故宫现代地面以下土层的勘察工作，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除采用地质勘探和地球物理勘探手段外，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借助建筑基槽、管线沟等进行局部勘察；在古建筑修缮过程中，则借助局部补筑地基进行零星勘察。据此，曾初步整理出全院夯土层厚度分布示意图，发表《故宫地基基础综合勘察》《故宫建筑基础的调查研究》等多篇勘察记录，为保护故宫地下遗迹与地上建筑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故宫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故宫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的正式考古发掘，使得此项工作有了重大突破。2014年，在故宫东城墙南段内侧进行发掘，揭露出明永乐时期城墙墙基、散水、沿墙排水沟等重要遗迹，并通过局部解剖，首次探明东城墙基以下明永乐时期夯土基础的层位、结构、厚度及其叠压的生土层情况。2015-2016年，在隆宗门西侧进行发掘，通过局部解剖，发现“层位关系清楚的清代排水沟和砖铺面、明后期砖铺面、明中后期门和墙基址、明早期磉墩基址，元代磉墩和夯土层基址等五组遗迹”。据此，我们初步掌握了明永乐时期紫禁城城墙、建筑以下夯土基础的实际面貌，进而首次找到永乐夯土所叠压的元代宫城夯土基础的遗存，两者均用碎砖瓦与黄土交替夯筑，做法与《营造法式》壕寨制度“筑基”条的记录基本相符。此外，在慈宁花园东院遗址、长信门明代建筑遗址、东南角楼角台北侧遗址等地的发掘，不仅通过解剖揭露出大量永乐夯土，还发现了其下叠压在生土层上的排木、地栿等结构，使我们对故宫内永乐夯土基础的认识得以深入。2014年至2015年，在南三所南部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出明、清两代建筑遗址。因其邻近今存的南三所清代建筑群，我们在发掘区内多点进行了局部解剖，依此厘清了今存南三所建筑围墙墙基、现代地面、明清建筑遗址、永乐夯土基础与生土层之间复杂且连续的叠压打破关系。
上述考古成果，有力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在考古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随着更多同类发掘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分散发掘点上资料的积累，及以此对早期勘察成果的校验，将有助于我们对故宫内各类建筑遗址与地上建筑，建立分期与分区等方面的整体认识，构建元大都皇城、宫城与明、清北京宫城的考古资料框架。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研究提供难得的考古新资料，填补元、明、清三代古建筑研究在夯土基础资料方面的欠缺，更能为北京城的城市规划与地质水文变迁等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
在故宫考古工作中，也有因故无法进行解剖发掘的案例。2014年故宫南大库区域发现一处临近清代瓷库的御窑瓷器残片埋藏坑。该坑开口自晚清层，由人工开挖，形制较为规整，其内出土数万件御窑瓷器残片，标本年代自明早期迄清末，埋藏年代临近宣统皇帝退位，出土标本对清代瓷库沿革、明清陶瓷手工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埋藏坑及周边遗迹发掘清理完成后，受施工工程所限，未能对临近文化层进行扩方与解剖发掘，以致遗迹与周边零星所见早期夯土的平、剖面关系不清，未能形成如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一样完整的发掘资料，并且错过了探索南大库区域早期遗迹与文化层情况的良机。
在同类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中，以有限的发掘面积，通过发掘与解剖等方法，最大化地获取考古资料，以解决重要的学术与遗址保护问题，是考古工作者长期肩负的重任。同时，在墓葬、手工业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解剖发掘亦能增加考古资料的广度与深度。张忠培先生曾针对浙江龙泉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工作指出“进一步理清不同时期各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一些遗迹要做一定的解剖”。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解剖发掘对各类遗址的研究工作已具有日渐重要的学术意义；解剖发掘对古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将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正确认识解剖发掘在田野考古工作，特别是在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重要性，并能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进行田野实践，已经成为对考古工作者的必然要求。期望故宫考古在此项工作中不断学习与探索的历程，能够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同仁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