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史前考古尤其是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岱地区史前文明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高广仁等，1984）；在中国史前考古年代框架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以大汶口和野店等大汶口文化、尹家城和西吴寺等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的整理和出版为契机，经得起反复检验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框架基本建立（栾丰实，1997)，并成为相关区域考古学年代框架研究的重要参照系；比较丰富的绝对年代数据，不仅有助于开展区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对比分析，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尝试将海岱地区原史时代的历史文化与传说时代进行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可以深化中国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讨论。而上述诸种，在放射性年代学取得重大进展的21世纪，意义更加凸显。

随着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增多，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更多的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测年，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从原来的约距今3900年变更到距今3750年（张雪莲等，2014），进而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张海等，2013），也开始重新审视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两城镇遗址测年数据显示，龙山文化二期之末到三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200-2100年，龙山文化第四期结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50年（栾丰实，2016），如果按照龙山文化分为六期、每期持续时间大约在100年观点（栾丰实，1997），龙山文化第六期结束的时间（同时也是龙山文化结束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靳桂云等，2011），一系列新的测年数据都促使考古学家重新认识龙山文化的年代（Wicks等，2015；孙波，2020）。也有学者采用贝叶斯软件进行模拟，对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认识（Long et al., 2017），尽管其结论有待商榷，但对于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学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必须的（饶宗岳等，2018）。总体来讲，龙山文化的年代可能在距今4400-3800年之间。

根据龙山文化结束的年代和近年来比较可靠的一些测年数据，我们推测北辛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6700-5800年，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800-4400年。

在滕州官桥村南遗址（Jin et al., 2020）和临沭东盘遗址（Jin et al., 2016），炭化种子测年分别是距今6300-5970和6200-5800年，而与这些种子共出的陶器则属于北辛文化中期（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2019）。后李遗址北辛文化时期人骨测年为距今5987-5726 cal. yr BP（Hou et al. 2022）；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研究结果中未提供北辛文化遗存（陶器等遗物）的分期信息；从年代数据看，相当于北辛文化晚期，此前后李遗址发掘简报中将该遗址中的北辛文化遗存归为北辛文化晚期（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1992）。可见，官桥村南、东盘、后李三个遗址，炭化种子果实和骨骼的AMS测年结果都显示，北辛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在大约距今6300-5800年；而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北辛文化早期年代约为距今7000-6600年、中期年代为约距今6600-6300年、晚期6300-6100年（栾丰实，1998），研究表明，来自同一个遗迹单位的种子果实测年比木炭测年更年轻且更准确（Dong et al. 2014），那么，北辛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是距今6300-6000年，而早期可能在距今6700-6300年，晚期则大约在距今6000-5800年；即墨北阡遗址北辛文化晚期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种子果实测年是距今5800-5400年（5800-5400cal.yr BP，95.4%）（Jin et al., 2016），也支持将北辛文化结束的时间推定在大约距今5800年。

而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阶段遗存测年是不超过距今5000年（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2019），则进一步支持了这里对于大汶口文化年代区间的推测。根据木炭测年推测的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是：早期6200-5500，中期5500-5000，晚期5000-4600（栾丰实，1997）。这样一来，根据种子果实测年所建立的大汶口文化绝对年代框架，总的持续时间从原来的1500年缩短到1400年，大汶口文化开始的时间从原来的6200年变成现在的5800年（晚了400年），结束的时间从原来的4600年变成现在的4400年。

考古学文化序列上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AMS年代，大约在距今8300-7700年。月庄遗址炭化种子的年代是距今8000-7700年（Crawford et al. 2016）和公元前6060-5750年(2 sigma)（Crawford等，2006），西河遗址炭化种子的年代是距今8100-7900年（Jin et al., 2014）；后李遗址后李文化人骨测年数据是距今8323-8178年（Hou et al. 2022）。

张马屯遗址是区域内唯一一处介于后李文化与扁扁洞一类遗存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来自同一个房址垃圾堆中的炭化种子测年都在距今9000年左右（Wu et al. 2014）。

在泰沂山核心地带，分布着一系列的全新世早期的洞穴遗存（李罡，2017），只是有的洞穴遗存已经被破坏殆尽。位于沂源桃花坪的扁扁洞，有龙山文化、北辛文化，甚至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保存下来，这种更早的遗存，其陶器的形制具有显著的原始性，但与后李文化、张马屯一类遗存有一定共性，而与这些陶器共出的炭化种子果实，则AMS测年为距今11000-9000年（Sun et al., 2014）。

目前所知，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陶器等遗存来自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遗址，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区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3）。在这里发现的考古遗存分为人类营地和红烧土遗存两类；人类营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有火塘及其周围的各类遗物，包括陶片、陶塑、动物骨骼、蚌壳制品和石制品等。地学考古表明，这里是冲积扇的前缘，其起始年代不晚于1.5万年，人类营地的年代是距今1.3-1.31万年。

从表面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植物考古特别是浮选法的普及，更多的遗址得以开展AMS测年工作，人骨和动物骨骼样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测年，这不仅增加了年代数据的数量，更提高了数据的质量，使得我们能够据此更深入地探讨一些社会与文化历史过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海岱地区如此大的空间范围、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距今11000-4000年，7000年的时间），现有的这些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还是显得太少了；特别是当我们尝试讨论聚落变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某些重大变迁的细节的时候，总是会受到年代数据不足的制约。所以，现在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数据还处于数据积累阶段，进行一些综合分析，还显得数据不足，至于用贝叶斯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数据，就更是如此，前人开展的相关研究之所以与考古数据明显不符，主要原因并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数据的质与量制约了相关方法的运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