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在河北阳原举办的“考古科学大会”上，与会学者就考古学的科学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前所未有的，触及到了学科的根本。有些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也因为场合因素，大家未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这里抛砖引玉，希望把大家意犹未尽的讨论延续下去，深化大家有关考古学性质的理解。

考古学科学性的由来

从日常的视角来看考古工作，它就是去调查与发掘古代遗存，然后是整理与分析，再后就是在此基础上发表与之相关的认识，最后就是管理、保护与展示古代遗存。工作以古代物质遗存为中心展开，物质遗存就在眼前，就在手上，非常具体。考古工作的每个环节都涉及到大量的、甚至有些繁琐的手续或程序，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一般情况下，大家根本不需要考古学的科学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仅大而无当，而且永远不会有什么定论，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去思考它。然而，只要我们超越现实，回顾一下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史，并且持续地追问为什么，那么很快就会触及到学科的根本，并且认识到考古学成为一门科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其形成与发展是与特定历史与文化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学的存在需要依赖一系列前提，前提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学科发展发生重大的变迁。

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古物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现代考古学，或称科学考古学。其实，在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还曾经有一个“科学古物学”的阶段，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汤姆森提出著名的“三代论”。这里的核心就是“科学”二字，汤姆森的工作为什么就是科学的，而前人的工作为什么不是呢？这就需要我们把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放在科学诞生的大背景中来看。近代科学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求真精神以及抽象能力，后者涉及到形式逻辑；还涉及到近代兴起的实验方法以及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兴趣。如此等等的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近代科学起源，成为时代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考古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应运而生的。17世纪时，都柏林的红衣主教乌舍尔提出上帝创造世界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这个常被后人嘲笑的计算其实立足于一项前所未有的带有科学精神的工作之上，那就是乌舍尔收集了当时所有能够搜集的不同语言的材料，并进行系统的比对，排除那些不可靠的，最后得出认识。尽管结论不正确，但方法系统、切实，具有开创性。

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一直是哲学家与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不休不等于没有共识，更不等于可以否定科学本身。从科学发展史与现实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来有关科学的若干共识：科学是系统性的有关世界的认识，科学意味着要尊重理性，立足客观，遵循逻辑，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科学是务实的，科学并不意味着永远正确，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可以证伪，而宗教不能。过去二三百年，人类在探索与改造世界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正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同样，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类有关过去的认知，不仅仅是揭示了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史，即便是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也极大地丰富了相关的信息，甚至颠覆了基于文献的认知。如今，考古学通过研究物质遗存甚至可以探讨当代社会问题，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垃圾考古，充分显示物质遗存较之社会调查更加可靠。现代考古学是科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科学是从一般意义上说，并不是指考古学是如同物理、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门类那样的科学。当代考古学与各个自然科学门类形成了诸多的交叉学科，通常也统称为“考古科学”，这是从特殊意义上来看的。我们需要理解，考古学与科学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两层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不利于我们认识考古学的科学性。

如何提高考古学的科学性？

考古学研究者通常并不关心考古学与科学的关系，他们更关心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视角来看考古学，来看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就会注意到，解决具体问题时可能会遇到科学性不足的困难。早在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兴起的时候，批评者就注意到，当时的考古学研究很不科学。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过去的，但是物质遗存并不会讲话，也就是说，我们从物质遗存中所得到的信息都必须依赖考古推理。如何才能获得更可靠的考古推理呢？考古学家至少需要把推理过程及推理所依赖的前提与原理摆出来，而不是忽视其存在。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考古推理必定是想当然而已，可靠性并不高，而且也很难及时改正。再者，考古学家所研究的物质遗存是一系列自然与文化改造过程的产物，并不是前人活动原封不动的遗留。如果不能了解物质遗存的形成过程，那么它的客观性也就很值得怀疑。

在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前，考古学家重建过去时所依赖的考古推理基本上只有归纳，即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考古材料，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但是，归纳本身是不完全推理，发现一万只天鹅是白色的，不等于下一只肯定还是白色的。而且，考古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涉及时间问题，考古学家所重建的过去是对是错，无法进行检验。除非考古学家只是讨论物质遗存本身，如果要透物见人，就会遇到无法验证的困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物质遗存本身是零碎的，利用这些零碎的信息去拼合出来一个完整的过去，除非考古学家知道过去的轮廓是什么样的，就像拼合陶器一样。但是，如何才能得知过去的轮廓呢？考古学家大多借助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或是采用基于某些基本社会原理的推导，如卢梭、霍布斯用契约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这必定带来古今是否一致或是先入为主（理论先导）的诟病。过程考古学主张，与其装作视而不见，不如把这些暗含的推理摆到明面上来，这样更便于批评与修正。

过程考古学注意到，自然科学研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建立了有效的演绎推理，即有了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运用理论的同时可以不断修正理论。物理学从牛顿力学体系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再到量子力学体系，技术上也产生了重大变革。考古学能够有自身的理论么？毫无疑问，考古学要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有自身的理论。19世纪现代考古学兴起之时，为了获取信息更加完备的材料，考古学家已经建立起来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其后又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在考古学中发展出来考古学文化理论，利用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的物质遗存（即一个考古学文化）指代古代的某个社会群体，从而实现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目的。在微观上，为了了解一般器物的功能，考古学家通常都会借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材料，还会采用实验的方法，同时结合自然科学的分析手段，进一步确认器物的功能。不过，这些工作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上来，因此，宾福德提出考古学应该发展中程理论，形成具有原理性的认识，建立跨越从考古材料到古代人类行为之间鸿沟的桥梁。

宾福德的主张背后存在两个前提：一是人类行为具有模式，如狩猎采集者利用搜集自然资源为生，其生产与生活由此就有了相应的模式，其居址必定是流动的，必定带有季节性，其社会群体也是流动的，包括社会成员在内都是如此……既然存在模式，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局部去了解整体，考古学家应该发展有关整体的理论。另一个前提是，人类是文化动物，文化是系统的，存在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等不同层次但相互密切关联的众多变量，系统具有结构，也是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这也就意味着考古学需要自己去发展理论，构建不同时空范围不同类型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当然，如果考古学家来做这些事情，也意味着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重叠。这也是为什么过程考古学的口号是“更科学，更人类学”的重要原因。更科学与更人类学是相辅相成的，考古学要向自然科学学习，必定要发展演绎推理，也必定需要建立演绎推理所需要的理论前提。发展考古学的科学推理，过程考古学还特别强调要认识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从古人行为到物质遗存，再到考古材料，考古信息会经历一系列的编码与改造过程，考古学需要研究这些过程，从而保证考古材料的客观性，由此能够检验演绎出来的假说。

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形成的考古科学领域发展迅速，但正如与会研究者批评的那样，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两张皮”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努力把握考古学的关键问题应该是考古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而在发展科学的考古推理上，则存在着推理逻辑单一，理论前提不明确，对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缺乏必要的分析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了考古学的科学性。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类比三种推理，发展考古学理论与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研究是加强考古学科学性的基本途径。

有关考古学科学性的反思

在考古科学大会上，徐良高、沈睿文与我等研究者讨论了考古学科学性的另一面：考古学真的能够做到科学或者只是科学么？科学本身就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带有时代的特性或是模式，我称之为“现代性”。现代性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认知体系。迷信现代性的话，就会将之当成普遍性，强调客位的视角、跨文化的比较等。然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物质遗存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的确是古人活动的遗留，人曾经利用了物，无论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古人活动，都无法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无法否认物质遗存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人会赋予物以意义，这些意义是历史的，是与特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如墓葬、建筑等，它们不是普适的，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很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考古学者，我们重建过去，并不仅仅限于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还特别希望理解物质遗存的意义，因为意义是文化的核心。当前考古学之所以如此受到国家与全社会的重视，正因为它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传承的就是意义，这些意义经过千百年积淀、锤炼、淘洗，然后保存下来，就像基因一样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之中，成为身份认同的基本要件。

准确地说，考古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的属性，以一个否定另一个是不可取的。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认识过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承载着文化意义的物质遗存在科学“除魅”的过程中丧失了意义，变成了只是代表过去人类活动、证明人类社会演化规律的客观材料。其结果是文化意义的丧失，更进一步是文化传统的中断，文化身份认同发生错乱。毫无疑问，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加强考古学的科学性，但是，这样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人文为代价，相反，应该让两者相互推动，相互协助。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中国考古学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