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的印象，我们在《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先秦神话中留下的片段镜头里，感觉充满着奇幻荒蛮，扑朔迷离。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称之为“凿空”，说自张骞西使，“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可见即便是在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太史公眼里，张骞出使前的西域与中原依然是相互隔绝。其后，在历代中原西游的饱学之士笔下，新疆莫不是流沙茫茫，荒凉沉寂，“尔来四万八千里，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神秘世界。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刘学堂著作《丝路彩陶·天山卷》，用大量的考古材料，揭示出比张骞出使西域早二千多年的史前时代开始，天山就是一个热闹天山，告诉我们天山其实并不遥远。

《丝路彩陶·天山卷》（以下简称《天山卷》），配有1468幅彩陶线图，图版955幅，分上下两册，合计文字逾百万言。《天山卷》的开篇，论述了天山的地理历史学意义，论证天山是亚洲文明交汇的轴心。以图表形式罗列出截至目前于新疆天山地区发现的174处彩陶遗存，对天山史前彩陶遗存的相关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顾、梳理。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依据彩陶的分布情况，将天山地区史前彩陶遗存分为“新疆东天山地区”“环博格达山地区”“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和“新疆伊犁河流域”四个区域，回应了学术界关于天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结构分析的争议。每一章都对彩陶遗存整体情况作了概要介绍，对区域间彩陶遗存进行了类型考察。

《天山卷》不同于以往的同类著作，以往的同类著作多选择代表性器物（典型器物、标型器物）进行介绍，这虽然是通用的方法，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史前时期的陶器，均为手制，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过器物形态、装饰图案完全一样的两件器物，即无法用典型标本完全代表某一类器物；其次，典型标本选择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主观取舍、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会造成信息的人为遮蔽或者丢失。《天山卷》在材料呈现时，尽可能无遗漏地介绍材料，争取做到材料的完整呈现，难能可贵。《天山卷》并不满足于对全部彩陶遗存的类型学划分与介绍，作者依据彩陶以及相关遗存的特征，对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结构进行了考察，就彩陶器物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分段，并分析了它们的源流。另外，天山地区史前陶器，除了根源于黄河上游的彩陶系统外，还存在源于中亚北部和西部草原地带的压印刻划纹陶器系统的遗存，这类遗存覆盖了阿尔泰山脉，在天山的伊犁河流域与彩陶文化前后交替过程十分明显，该书将压印刻划纹陶器系统和彩陶系统的遗存相互比较，为深入理解天山地区彩陶文化的兴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基于对东亚彩陶文化研究整体观的理解，作者撰写了《中国西北史前彩陶论》（代自序）长文，对中国西北地区彩陶的研究进行了高度概括。论述了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彩陶文化逐步向西传播，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掀起了东落西起的波浪。彩陶文化穿越河西走廊，传播到亚洲腹地的天山山脉，形成了东亚史前时期的彩陶之路。作者还对半坡—庙底沟彩陶、马家窑彩陶像生图案的寓意进行了辨析。认为半坡—庙底沟彩陶系统中所绘的鱼，并非具体的特指，鱼非鱼，为灵魂之所系，是灵魂的物象表达，鸟亦如此。这段论述为庙底沟文化长尾曲线三角纹的无处不在提供了新的释读背景，作者认为，这一过程就是我曾经提出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艺术变形的过程。

西北彩陶发展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画面的主题层次日渐分明，四大圆圈纹和人面蛙纹等占据了画面中心，特别是所谓的人面蛙纹在马厂阶段更是一枝独秀，出现了变形和简化的符号化趋势。半山、马厂时期最重要的新增纹样之一，是所谓的人面肢爪纹样，这种纹样在半山和马厂时期突然流行开来，对此纹样象征寓意的推测说法也很多。作者没有简单地信从学界的主流观点，而是别寻新径，提出半山—马厂类型彩陶中的人面蛙纹，并非蟾蛙，原是蜥蜴，为彻底破解困扰彩陶学界多年的“人蛙纹”之谜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马厂类型中流行的抽象符号“卍”符的解读，作者系统梳理了“卍”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在第六章中专列一节《“卍”字符号的初传及原初寓意》，基本厘清了这一被饶宗颐先生称之为“宇宙性的符号”出现并流行的历史文化背景。

彩陶之路延伸到河西地区，青铜时代四坝文化的彩陶，最后完成了对黄河上游、河湟地带新石器时代彩陶构图传统的“决裂”，出现了在陶器器腹等分、对称、分区布局画面的构图传统，基本确立了用直线几何纹构图的艺术风格，并在矩形的空间里填绘几何纹样或蜥蜴纹样，蜥蜴纹取代了黄河流域的鱼、鸟纹样，成为四坝文化居民崇拜的对象。到了商周时期，河湟地区、河西走廊的董家台类型、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唐汪式陶器、沙井文化阶段，彩陶文化已经失去了先前的繁荣。

从马家窑文化晚期开始，表达现实题材的装饰艺术风格开始形成，虽然神寓犹存，但具有统一信仰意志、神寓基本相通的时代已经结束。卡约、辛店、沙井彩陶图案中，生动活泼、可爱可亲的动物形象纷纷登上彩陶的画面。我曾说，中国的史前艺术大体以两周为界，此前的艺术关乎神界与灵境，表达的是幻象，主要目的是娱神；此后的艺术是关乎人本与自然，主要目的变成了娱人。由娱神向娱人艺术的转化，在河湟地区、河西走廊大体也发现在商周之际，到了两周时期基本完成。

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依其出场的时代和东西渐进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大地湾—半坡—庙底沟篇、马家窑篇、齐家—四坝篇、辛店—沙井篇、天山史前篇等。它们前后相启，承继转折，既有相互独立的内容，又在前后时段、四方区域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要理解中国西北彩陶文化，需要站在彩陶文化经历的整个时空中进行历史性的俯视。《中国西北史前彩陶论》正是在整体观的历史视域内，架构具有宏大叙事结构的亚洲东部的史前彩陶之路，这一建构并不是浮光掠影的泛论，而是新意迭出、有其独到的学术见解。

第六章《史前彩陶之路》是《天山卷》的重要一章。对中国以西的西亚、中亚西部史前彩陶进行简要搜集、整理与介绍，梳理了这一地区史前彩陶的兴起、基本特征与相互关系，提出了亚洲西部彩陶之路的概念。亚洲西部的彩陶之路，除彩陶器物和艺术的西东向传播外，还包括农业聚落的形成、分化和早期城市的兴起，麦类农作物种植技术、牛羊驯养、青铜技术的冶炼起源与传播等，以及有深刻寓意的抽象符号的传播。

值得提及的是，《史前彩陶之路》这一章，就主要分布在西部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彩陶的源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费尔干纳盆地楚斯特文化彩陶的发现，有时会被当成一个十分突兀的历史事件。作者指出，包括费尔干纳盆地、楚河流域在内，以及中亚西部的东区，自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彩陶文化复现的现象并不孤立，西天山及周围地带就有十个以晚期彩陶为特征的区域文化被确认，只是到了这一时期，西亚和中亚西部、包括印度河上游，早期建构在彩陶文化基础上的文明体系已经崩溃，粗糙手制彩陶的复现对于西亚和中亚彩陶历史发展规律而言，是一个变数或者悖论。

如果从整个亚洲西部新石器时代彩陶总体风格看，虽然不乏制作精丽、富丽堂皇的彩陶精品，彩陶文化发展到顶峰阶段，其艺术成就与黄河流域彩陶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亚洲西部的彩陶器物基本为无耳的碗、钵、杯类，特别是高圈足的泥质彩陶杯，属于高贵典雅的礼仪圣器，但这里缺少东方彩陶中双耳或单耳的鼓腹罐形器。而在楚斯特文化中，单耳鼓腹彩陶罐并不罕见，它显然是受到东方彩陶传统的影响。楚斯特文化与邻近区域的伊犁河谷穷科克上层文化、察吾呼沟文化等关系更为密切，楚斯特文化也是天山地区彩陶谱系中的一个地方类型，这一结论对解决楚斯特文化彩陶这一聚讼不已的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对完整理解东亚彩陶之路极为重要。

东亚的黄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彩陶的故乡。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黄河流域，史前时期的社会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无论亚洲的东部还是西部，在史前文明进程中，彩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天山卷》从天山彩陶出发，将视野拓展至亚洲的东西，将亚洲地区彩陶研究上升到了世界体系的研究语境之中。

《天山卷》经过作者和出版社的数年努力，现在终于面世，我是第一个捧读此书的读者，加上我与学堂教授一样，对中国史前彩陶别有情感，也是个人学术努力的重要方向，读了他的这部著作，一是欣喜，二是祝贺，三是很希望能作为一名读者，向关注亚洲地区史前历史研究的学者，郑重推荐与介绍这本著作。

通过彩陶认识天山，会感觉天山真的不再遥远。

《丝路彩陶·天山卷》

作者：刘学堂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