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游记里，多有甘肃河西走廊长城之记录，相关史料再现了百年前原汁原味的河西走廊长城保存状况，为研究长城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素材，其时代价值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亦有裨益。现择其要者略论如下，祈方家指正。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不同的构筑方式。《甘肃省志·文物志》载，甘肃境内长城以黄土夯筑为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特别是河西走廊长城部分地段使用红柳、芦苇、胡杨和土坯、石块等材料砌筑，近代游记里的相关内容从不同视角印证了这些结论。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人裴景福谪戍新疆，沿途日记汇编为《河海昆仑录》存世，其中以今山丹县境内长城为例，强调了河西走廊长城选线走向主要考虑黄土等建筑材料是否容易取得：“两山夹道，中开平洋，多碎石白草，长城在右山脚，已颓坏……直至山丹峡，蜿蜒逾右山岭而北，下草滩。因峡口山石确硗，无寸土可取也。”1939年，知名报人萨空了自香港赴新疆，游记后汇编为《由香港到新疆》一书，其中以今永登县岔口驿以西之长城为例，指出这次亲历其地，抚摸长城倾圮的缺口，证明长城“决不像在山海关、居庸关我们见到的那种样子，它只是一道黄土墙，较普通的墙较高较厚而已。”1937年，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等人在河西走廊考察油矿，指出嘉峪关北面的长城保存较为完好，是极具特色的大地景观，“当然，这里的长城只是土筑的，不像在画报上常看到的北平附近的长城那样是用砖修筑的”。他们途经今瓜州县境内的布隆吉戍堡，以专业眼光肯定其确系汉代遗迹，并在回忆录《戈壁驼队》一书中对布隆吉戍堡采用的以当地植物和黄土混合的营造工艺进行了客观评价：“从城墙的结构来看，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一部分近代修补的城墙是用土坯修的，而汉代的城墙是用当地一种很长的草拧成草绳和土一起夯实而成，今天在城墙上这种草绳仍保存完好，所以说其为汉代遗物是不容置疑的。”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当年的走势形胜。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关于今永登岔口驿以西之长城有载：“边墙每二三里筑一大烽墩，参差耸峙。”薛桂轮《西北视察日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期，肃州（今酒泉）至嘉峪关沿途，“每隔五里有大墩台一，高约两丈；又有小墩台五，各有专名，用以表明里数，乃旧时驿道之重要标志。驿道两旁有杨柳，皆左文襄公平乱时所植，惜已为军队砍去不少”。这些景物，现多已不存。高良佐《西北随轺记》载，1935年5月27日晨，出永昌县城西行三十里，“自此边墙在望，绵延不绝，青青者天，皓皓者山，中划一黄影者边墙也”。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载，1939年8月31日，车队驶过今永登岔口驿之后，公路右侧可以看到时断时续的长城；在镇羌驿停车休息时，“山前迤逦地长蛇般地安排着一道万里长城，东西眺望，长城虽有颓断的地方，可是依着峦岗起伏，长城似乎真是绵亘不断”。马文·韦勒《戈壁驼队》一书中的记载，则直观形象地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部分地段依山水等自然屏障而建的特点。1937年9月11日，车队前往凉州（今武威）途中，“我们的汽车一直沿着万里长城行驶，它像一道残缺的泥土砌的界墙，一时在河的这边，忽而又出现在河的另一边。在一个名叫金强驿的小村庄附近，有一段很完整的长城从一边山上延伸到山下，穿过山谷又伸延到另一边的山上。从这里我们又折向一个通向北边的小山谷，汽车经过崎岖的山路，又攀上一座约有1万英尺的高山。万里长城也延伸到这个山谷来，但这一段长城大部都已倾圮，在山边仅有一些残存的墙基让人们记起长城曾经一度矗立在这里。”马文·韦勒在1937年9月15日的日记里还描述了车队向甘州（今张掖）前进途中的长城景色，“有半天时间，我们看到万里长城一直和公路平行向前方伸延，很长一段都保存完好。我想这也许应归功于干旱的气候。”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雄伟的标志景观。有“天下第一雄关”美誉的嘉峪关，是河西走廊长城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景观，也是近代西北旅行者频繁“打卡”之地。宣统三年（1911）刘雨沛著《西戍途中日记》、1913年单骑（笔名）著《西征日记》等游记均载，彼时之嘉峪关日渐衰败，主要功能是税卡，商旅视为畏途。但关城古迹气势犹存，林竞《西北丛编》载，1918年时的嘉峪关南北边墙均“倾圮将尽”，唯关城“则扼立广漠，殊为雄壮耳”。陈万里《西行日记》载，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嘉峪关，“关城东西各三门，城楼三层，望之俨然，雄壮过潼关也”。高良佐《西北随轺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嘉峪关，关城东楼有额题“西屏维极”四字，附城有烽火台；内城墙高仅丈许，南北边墙倾圮殆尽；间有烽台遗址，仅可辨识。然而，一旦登上关楼，则“遥瞻大荒，气概无限。西南瞰青头山口，长城绕之，北依牌楼山，黑山障蔽其后，南据红山，祁连高峙于前，西南有高坡如城，起伏数道，深藏固闭，诚天下第一雄关”。出关后回视关城，“屹立广漠，殊为雄壮”。中国旅行社1943年汇编出版的《西行记》收入天涯游子著《甘肃省旅行记》一文，其中的嘉峪关印象是：“经过两座高大的拱形城门进入关城……古时的衙门和军营犹有遗址可寻，使人感得这座荒败的城市仍不失是中国边塞的一个雄关。”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相关的历史细节。比如时人对于河西走廊长城的概念有着不同理解。以山丹段长城为例，清人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载，山丹峡口一带，“（边墙）自凉州西来，折而北，所过随山筑墙，远近高低不一，土人呼为长城”。而林则徐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荷戈纪程》（其自西安遣戍伊犁途中日记之汇编）一书里认为，山丹段明代边墙不能视之为长城：“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划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又如外国探险家和科学家考察河西走廊长城时，大多留下了相对精确的长城局部地段测量数据。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记录了甘州（今张掖）一带长城的测量数据——高约十五英尺（4.57米）、底宽约十二英尺（3.66米）。马文·韦勒在《戈壁驼队》一书里记录了他们于1937年11月29日在嘉峪关关城内侧测量的某段长城之数据——墙高约15英尺（4.57米）、墙基厚约10英尺（3.05米）；城墙顶端较窄，在城墙顶端外侧有一道矮墙（结合前文判断，此处所指矮墙应为关城城墙之女墙），约2英尺（0,61米）厚、4英尺（1.22米）高。这些数据对于研究近百年前河西走廊长城保存状况十分难得。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蕴涵的家国情怀。晚清时人游览至此，多感慨国运衰落，与两汉开疆拓土不可同日而语，《河海昆仑录》载，裴景福登临嘉峪关关城，“倚楼凝目，想见汉武雄风，班侯远略”。陈万里《西行日记》载，河西走廊沿途“边墙断续，烽墩隐现，废堡故垒，触目皆是”。他还借古抒怀，点评历代长城修筑得失：“回想当年帝王好武，将帅用命，壮士荷戈，书生投笔，拓疆几万里，受降数十国，丰功伟业，吾人生千载下者，於凭吊遗迹之余，惟惊骇赞叹而已。然有明一代，竭中原之财力，修城筑堡，调将遣戍，至闭关徙民，偷安苟延，明社逐屋。兴亡之际，真间不容发哉！”近代以降，旅行者在嘉峪关题诗留念俨然成了流行文化现象，明驼《河西见闻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点评20世纪30年代嘉峪关游人题诗时，称其“各写各的”“十九为苦边怀乡之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旅行者有感河西走廊长城自古以来就是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屏障，国难当头之际，游记里关于河西走廊长城的记载，忧患意识和正能量上升。一类是借景怀古，牵挂国家和民族命运。萨空了在《由香港到新疆》中称，面对河西走廊长城，“过去读过的匈奴、羌入侵中国的历史，都好像在眼前活生生地出现了。幻想着彪悍的游牧民族由远处的山峰后面冲出，那时的长城是许多人类不为异族蹂躏的屏障，现在除了举世知名的古迹供人凭吊之外，再无一点国防的意味了”。天涯游子在《甘肃省旅行记》中亦言：“站在伟大而苍老的嘉峪关城墙上向内眺望，则万里长城像条灰色的巨蟒蜿蜒的向渺远中伸展过去……瞻望中原，顾念国家，我们虽是一个商人，到此也不由人不觉忧心之忡忡了。”另一类则是借景明志，为全民族抗战打气助威。萨空了游览嘉峪关关城时有感其雄壮而感慨：“面对着这一切，我们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激发了忘却小我，为人类奋斗的意念。”知名画家赵望云在《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中说：“从秦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边防长城，还没有毁成遗迹，由兰州到嘉峪关，它们留给后代人们充作警惕——永远需要国防——一队铁骑开往西北的远处，我们要建筑新的长城。”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河西走廊长城在中国古代王朝西北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游记里关于河西走廊长城的记录，除了前文所论的几种意义外，其时代价值亦历久弥新，对于当代甘肃长城保护利用亦有助力。首先，研究和利用近代旅行者视角的原始记录，有助于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相关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项目提供一定依据或参考；其次，研究和发掘近代旅行者视角的口述历史，有助于深化河西走廊长城文化价值阐释和讲好长城故事甘肃篇；最后，研究和探讨近代旅行者视角的长城情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前辈国人的家国情怀，以时代精神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