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初见于1923年8月25日，为新郑当地邑绅李锐在自家宅子旁的菜园子凿井时发现，后由靳云鹗派人对其进行“挖掘”，先后出土文物百余件，出土器物数量之多、纹饰之精美，乃当时所罕见。这批文物的出土在当时震惊中外，后经多方努力，该批文物最终交由当时河南古物保存所进行保存，后来移交河南博物馆（即今河南博物院），是20世纪初期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上浓重的一笔。今年是郑公大墓发现100周年，这百年间，郑公大墓从发现、收藏、研究、迁移、分离、重聚，历经沧桑，书写着传奇际遇。

初见  1923年8月25日，河南地区连日干旱，家住新郑县南门外的邑绅李锐雇工在自家菜园子凿井灌溉，掘地三丈时发现铜器，先后挖得铜器数十件，并将其中一件大鼎和两件中鼎卖给许昌张庆麟。之后，新郑李家楼出土铜器的消息不胫而走。9月1日，时任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新郑，听闻新郑出土古物之事，考虑到“鼎彝古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允，宜归诸公家，俾存国粹”，命令副官和新郑县知事将此意告知李锐，李锐欣然应允，将所得铜鼎、铜簋、铜鬲、铜簠、铜甗等25件文物交还给公家，并于当晚运至郑州驻地。

发掘  9月2日，在副官陈国昌等人的监督下对郑公大墓进行继续发掘。10月2日挖至生土层，开始对墓穴进行回填，10月5日发掘结束，历时30余天，先后出土青铜器百余件，其中包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的莲鹤方壶，出土残器碎片和骨、贝、玉等杂器千余件。在此期间，由李锐卖给张庆麟的三件铜鼎也被收回。这次发掘并不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工作，它是由士官组织人员进行的，期间也并未由专业的考古工作者进行指导，墓葬形制、器物埋藏位置等相关信息均无记录。但它又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大墓的发现，适时国内盗掘之风盛行，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地墓葬惨遭盗掘，出土文物大量流散国外，而郑公大墓所出文物除个别被隐匿外，基本全部归公，成为古物保存的一段佳话。

收藏  新郑李家楼出土器物种类之丰、数量之巨、制作之美在当时乃前所未见，因此它们一经面世，便吸引了各方的目光，如北洋军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等诸多单位对收藏此批文物表达了意向，希望能承担保存文物之责。但由河南地方收藏保护此批文物更有优势，也更有意义。从时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到河南地方官绅、民众，对由河南省收藏此批器物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表达了此批文物收藏于河南的重要意义。最终，在多方努力之下，于1923年9月17日和10月17日分两批将所得文物尽数运至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

研究 郑公大墓文物出土之后，对其器物的著录颇多。最早由靳云鹗对出土文物进行编录，辑录成《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书共分为三册，分别记录了图志辑录始末、出土文物影像与尺寸以及各界人士与靳云鹗的函电往来，为我们了解郑公大墓发掘、保存等相关情况留下了最原始的资料。之后关百益先后撰写《郑冢古器图考》《新郑古器图录》，孙海波撰写《新郑彝器》等书， 这些著录文献成为后人研究这批器物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对器物的著录，对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如王国维认为新郑之墓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前575）鄢陵战役后，郭沫若认为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后之三五年间，容庚认为诸器时代约在春秋中叶以后，孙次舟认为新郑铜器实为战国韩国之物，约作于韩襄王时代。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山西侯马上马村的发掘，郭宝钧认为李家楼青铜器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上马村13号墓所出，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全国出土东周墓葬增多，伴随材料的积累，对东周墓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郑公大墓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郑公大墓墓葬年代应为春秋中晚期。

迁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为了保护国宝，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河南博物馆开始为文物迁移做准备。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部分馆藏文物计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为68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辉县琉璃阁及安阳殷墟等地出土铜器34箱，由河南省政府委员凌孝芬、河南博物馆保存部主任赵惜时及雷荫堂率保安队十余人，押送古物由开封西行，开始了艰辛的迁徙之路。文物押送队伍先后到达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于1938年11月27日抵达重庆中央大学柏溪校区。

分离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和平并不持久，内战烽火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未有回家之机会。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空军满载河南古物的两架运输机，一架在张克明的押运下飞离重庆直达台北松山机场，一架因机场跑道被解放军封锁未能起飞留在大陆。其中，押运至台北的文物共38箱，计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其中青铜器11箱，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部分铜器亦在之列，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1950年8月21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代表赵全嘏会同中央文化部代表唐兰、卢少忱共赴重庆接收文物，其中唐兰等人挑选河南存渝古物51件，包括郑公大墓出土莲鹤方壶、铜鼎等器物。1994年，调拨给深圳市博物馆两件铜鼎，为郑公大墓出土。至今，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藏于四地五馆之中，分别为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历史博物馆2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18件，北京故宫博物院5件，深圳市博物馆2件。

重聚  1998年，河南博物院与台北历史博物馆互访达成意向，进行学术研究合作，将分散于我国海峡两岸的馆藏文物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从而搭起两岸文化交流之桥梁。1999年，双方签订《两馆友好合作意向书》，随后成立“郑公大墓青铜器”联合学术小组，共同协作进行郑公大墓相关研究。2001年，两馆出版《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分简繁字体两种版本在两岸发行，书中全面收集整理了分散于海峡两岸的郑公大墓的青铜器，涉及文物出土、收藏、离散过程，器物的分类、定名，器物源流、风格、演变的考订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2006年5月，河南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莲鹤方壶”聚首“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中，在河南博物院展出。

郑公大墓出土的百余件铜器，形态各异，体重胎厚，纹饰奇诡；它们鼎必成列，钟必成律，簠簋成偶；上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绪，下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百年前，它们的出土震惊中外，“新郑彝器”扬名于世。百年间，它们历经传奇的际遇和沧桑，见证时代的变迁。

继先贤酬答今昔，以事业流惠后人。我们期盼在未来继续“以物为媒”，积极寻求在研究、展示等方面合作的契合点，充分发挥文物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