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水木清华，钟灵毓秀。一部清华办学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科教强国奋斗史的缩影。在清华110余年（始于1909年清政府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的办学历程中，学校不断延揽各领域的优秀学者，荟萃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为社会不断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已经成为人们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标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前贤往矣，我辈已无缘一睹其风采，亲炙其教诲，但是“手泽存焉”，从他们留下来的信札、讲义、诗文手稿中，我们仍可感受前贤风采。

“尺素”虽小，然则小中见大。在这纤薄的纸张里，在这或工整或飘逸的墨迹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位又一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的人，是在“正襟危坐”的传记和正史中难得见到的另一种细微的丰满和真实。“前贤遗墨，片羽吉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设展“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让我们有机会亲炙大师手泽，走近大师内心，“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清园祭酒

祭酒者，古时主持国家祭祀大礼之有德长者。汉代有博士祭酒之设，西晋改称“国子祭酒”，隋唐后皆沿用国子监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政官员，相当于后世大校之校长。清园祭酒，此处代指清华大学的校长们。无论何种事业，人，无疑是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更是教育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要素。

清华大学百余年的办学历程，其每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功与发展，皆凝聚着校长们的心血，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阶段：一是由游美肄业馆到清华学堂创始，清华学堂首任监督周自齐、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堪称代表；二是大学部与研究院肇始阶段，周诒春与曹云祥贡献最多；三是国立清华大学之初，罗家伦功不可没；四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传奇，梅贻琦居功至伟；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重大转型，叶企孙、蒋南翔最为卓著；六是改革开放后新的综合性大学布局与重建，高景德、张孝文、王大中，继往开来；七是稳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百年开局，顾秉林、陈吉宁、邱勇，再接再厉。限于展览体例，此单元止于蒋南翔校长，其致邓小平同志函，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教育新局面。

国学传奇

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为代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来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院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铸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由王国维实践、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开辟了“清华学派”乃至整个近代国学研究的学术方法。而多种语言的修养、多个现代社会学科的训练、中西融通的学术视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自信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人格，都成为促成这种国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因素。

杏坛耕耘

清华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在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聘请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些兢兢业业躬耕于杏坛的清华教育者，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从起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当之无愧地承担了领跑者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并选拔优秀学生赴海外攻读学位，并努力引进学成归国的毕业生；二是在教学中逐步建立起完整、系统、科学及与世界接轨的课程框架；三是积极翻译国外教材并进一步编纂适合本国教育现状的中文教材。这些带有实验性的教育实践，最终促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文史名家

“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不器”“游于艺”等，是先秦以来儒门教学培养学生的目标与要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儒家弟子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

清华学人正是在某种意义上秉承了这种从古至今的求学和修身原则。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在于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做出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在于他们的学识渊雅、视野宽广、修养全面，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在从传统语境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古趣盎然的学术行文与著作，酬唱应答时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问询联络中信笔写就的书法条幅，均把这些知识精英的日常素养表现得淋漓尽致。

理工巨匠

清华早期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公费留美。1925年创设大学部后，在培养人才上才逐渐摆脱以留洋为目的，但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无论是相对和平时期，还是外患内忧时期，清华均坚持派遣和资助留学生。在“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引导下，这些留学生中约有80%选择学习工程技术和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其余20%则多在法律、政治、财经、教育等领域深造。

这一代远涉重洋的理工学者，在国难当头之日，肩负富国强兵的重任，接受现代教育体制的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迅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暴露出传统士大夫之知识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严重局限性，终于逐渐得到改观，新型的技术性人才开始在社会各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并走向世界舞台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文艺其从

清华学人中，颇有一些能书善书而享有盛誉者。如梁启超对“二王”和北碑均用力极深，形成了碑帖融铸的书法风貌；商承祚的集甲骨文是将新出考古材料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的积极实践；陆维钊晚年书法卓绝，自成一体，熔篆、隶、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唐兰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之作无一不精，最为精到者当属行楷；俞平伯的小楷风神潇洒、毓秀夺人，最为书家称道……

他们均可称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哪怕是理工科学子、教授，虽未专务于书，亦大都写得一手漂亮好字。不仅如此，清华学人在对书法艺术性的理解和在理论上的阐述，也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

学人情怀

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即普遍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这二者的合一，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服务、自身人格完成与制度建设、人格与文格皆是统一的。

清华学人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作为君子的身份感也体现于其在日常琐事中所呈现出的学人情怀中。作为父亲、丈夫、长辈、亲人、友朋，他们的殷殷叮嘱、深切问候、慷慨解囊、推心置腹……读之令人动容，也可见是那个时代学者的常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