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注重文字记载的传统，石刻是人类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一种方式，人与自然交感对语，勒诸石，即为石刻留题，自然之物便有了历史的温度，从而得以存之久远，石刻文字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丰富的史料价值。

千百年来，庐山以其风景之秀丽、交通之便利、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厚重，吸引了无数名人雅士、高僧名道游览驻锡，隐修论学，于奇山秀水间寻幽觅胜、凝思感悟、情动于中、笔之于石，或点名题咏、或勒记抒志、或题识纪事、或赋诗撰联，石刻将人类的活动与玄思，融入大山之中，成为庐山特有的印记，一朝一代相续不绝，叠加了庐山文化的厚重，存储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人文圣山最直观生动的诠释，构成庐山一大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映生辉，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文学、书法、美学和史学研究价值，是中华石刻艺术遗产中的瑰宝。

庐山石刻众多，时间久远，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各类石刻多达1300余处。最早关于庐山石刻记载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里数丈尺，今犹得刻石之号焉。”宋代陈舜俞《庐山记》言：“峰半如有石室中有文字，云是夏禹所刻，其字大如掌。”武周证圣元年（695）“海会寺”是庐山现存纪年最早的摩崖石刻；唐开元十九年（731）李邕撰文并书《东林寺碑并序》是庐山现存最早的碑刻；最集中的碑刻区在白鹿洞书院；最密集的石刻区在秀峰，秀峰石刻以最密集和精妙著称，不到0.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石刻182通，其中唐宋石刻63通，著名石刻有唐代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有序”、宋代黄庭坚“七佛偈”、米芾“第一山”“青玉峡”、明王守仁“纪功碑”、清代康熙“秀峰寺”、太子胤礽“洒松雪”等；最早的石刻经幢是东林寺《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主体为八面石柱，高约2米；最大的碑刻造像为秀峰观音造像碑，又名铁线观音，碑高370厘米，宽200厘米；单篇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是位于栖贤寺玉渊潭的民国冯玉祥书《墨子篇》，全文252字，字径36厘米，整块面积60.2平方米；单体字最大的摩崖石刻是位于秀峰龙潭的宋代李亦书“龙”字，以少量的简单文字来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内涵。

庐山石刻内容十分广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分为摩崖、碑、墓志、塔铭、建筑附属刻铭五类，以摩崖和碑铭居多，主要采取阴刻和线条刻方法，少许阳刻。庐山石刻大多较为集中，山麓的东林寺、白鹿洞书院、观音桥、秀峰，山上的仙人洞、大天池、黄龙寺、九十九盘古道、松树路、花径、女儿城、五老峰、王家坡、青莲谷、三叠泉、仰天坪、汉阳峰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点都是游人聚集之处，因此石刻也多集中分布在这些地方。然而庐山历史上屡历兵戈，加之长年风雨剥蚀，留存不易，唐代以前石刻多漫灭于风雨剥蚀，故明代桑乔登庐山后曾有“诸石刻崩裂荡尽，无复存在，先贤之作莫可考稽矣”的感叹。庐山石刻以宋、元、明、清、民国石刻居多，现当代石刻亦有延续。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多著名书法大家、历史文人作品，也有不少姓名失考的上乘之作。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宋代米芾、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朱熹；明代的朱元璋、王阳明、李梦阳、王士昌；清代的康熙、胤礽、康有为；民国冯玉祥、蒋介石、林森、张伯烈、李烈钧、陈三立、吴宗慈、李拙翁；现代毛泽东、彭真、邵式平、启功等诸多名人大家、文人墨客在庐山均留有题刻，另外还有少量的外文石刻，历史叠层清晰可辨。

庐山石刻是庐山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和文字记载，是庐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庐山历史最重要的实物见证。在庐山，与一方石刻相遇，就会穿越一段历史，偶遇一个传奇。唐代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有序”、柳公权“复东林寺碑”、周广“宗儒祠记”；明代王守仁“记功碑”；民国陈三立撰文、吴宗慈书丹、李拙翁篆额“花径景白亭记”、吴宗慈“铁船峰静观亭记”、林森“交芦桥记”等，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如史诗般将重大史事勒之于石，成为最坚实而凝重的史记，藏之名山，垂于后世。

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之一，建于东晋太元九年（384），为庐山最早建的寺院之一。唐开元十九年（731），东林寺修葺一新，书法家李邕曾撰写碑文，以志纪念。唐大中十一年（857），东林寺再次大修，此次撰写碑文的是江州刺史崔黯，书写碑文的则是柳公权。《复东林寺碑》为柳公权八十岁时所作，此碑用笔严谨，笔道遒劲，整体结构紧凑，柳骨风韵淋漓尽致，为柳碑中的上乘之作。柳公权《复东林寺碑》宋代时就因遭火灾而剥落，清代断裂，目前尚存残碑是在东林寺斋堂地下被发现的，堪称稀世之珍品。

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登临庐山，留下印记。据传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得到隐居庐山的仙人周颠相助，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成大业，三年后问鼎中原。他认为庐山对他的一统大业作出了贡献，因而封庐山为“庐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这是封建朝廷首次对庐山的尊封，也是庐山在中国历史上重要地位的一种体现。为纪念周颠仙人，明洪武六年（1372）赐修天池寺并赐名天池护国寺，洪武二十六年（1392）朱元璋又下诏书在庐山仙人洞旁白鹿升仙台敕建“御碑亭”，《周颠仙人传》碑立于台上，镂刻敕文的石碑为上等大理石材，石质坚而细润，高3.6米，宽1.3米，厚0.2米，重达数千斤，为运上山颇费周折，专门开辟九十九盘古道搬运上山。碑正面刻《周颠仙人传》，共2080余字，碑首浮雕双龙戏珠、刻有篆书“御制”二字，碑背面刻《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及两首诗，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所撰文，碑文及碑首篆文均为从事郎中书舍人占希原所书。

“大汉阳峰”石刻位于庐山主峰汉阳峰汉阳台上。汉阳峰是庐山的最高峰，海拔1474米，据说在风清月明的夜晚，登上汉阳峰顶，可以看见武汉三镇的灯火，所以称为“汉阳峰”。王以敏任南康知府期间遍历庐山胜境，清光绪丁未年（1907）登上庐山汉阳峰，立柱刻碑，高133厘米，宽33厘米，厚28厘米。正面与背面分书“大汉阳峰”，和“庐山第一主峰”，款“光绪丁未四月武陵王以敏”。碑两侧书对联“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刻于1907年。

大自然启迪人类的思考和智慧，庐山之美、之奇、之幻、之变，足令人仰观俯察，游目骋怀，托物寄志，那些遍布峰谷的哲语箴言、诗词对句，寥寥数字，即感眼前景致。特有名号石刻有宋代朱端章书“庐山”、朱熹书“谷帘泉”；明代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清代康有为书“黄龙寺”；民国吴浸阳书“仙人洞”、蒋介石书“美庐”、林森书“半山亭”；现代邵式平书“含鄱口”、启功书“牯岭”等。万千景象石刻有宋代槐京包帚书“龙虎岚庆”、苏轼“璧佩琳瑯”；明代王阳明“庐山高”、祝枝山“翠微山径”、李得阳“白云天际”；清代龚蕃锡“星汉分流”、许世昌“日近云低”；民国陈三立“洗龙碧海”、冯祖树“月照松林”等。托物言志石刻有“惊雷不拔”“降龙”“讵可抱眠”“俯视大千”“咏证洞天”“与我同情”“不息”“可以观”“自在所在”“吾庐可爱”“仰观俯察”“游目骋怀”“寒山可语”等。热血铸文石刻有“虎守松门”“同舟共济”“天下为公”“为民前锋”“还我河山”“毋忘国耻”“必恭敬止”“浩气长存”“捍国护民”等众多名家石刻，令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庐山石刻是人文与自然融合的杰作，是一座人文圣山特有的文化语汇，片言只语，包容博大，是人生的感悟，思想的结晶，文学的名篇，历史的实录，书法的杰作，金石的菁华。只有观览揣摩，才能领略石刻书法之奇美，反复思索，才能品味人类思想之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