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命名了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100年多年来的仰韶文化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和媒体都认为，最早将这个重要发现公布于世的是1923年在《地质汇报》第五号上发表的，由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华民国十二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考古报告。但是，笔者最近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考古报告出版之前，已经有人撰文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是一期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季刊由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编委委员有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10人。这一期里，有袁复礼撰写的一篇名为《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文章。

袁复礼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主持第一次发掘时中方参加的主要专家代表。他在这次发掘中，不仅参与了发掘的有关事务，如现场记录、英语翻译、协调处理发掘中出现的一些纠纷等，还绘制了中国第一张田野考古地形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这篇文章的《序言》系胡适撰写：

此次河南渑池发现石器时代的古物，是中国古史学上的一件极重要的事，故我们请原发现人安特生博士替我们做一篇文章，记述此事。他此时正在为矿质汇报及中国古物学撰文，故推荐了他的朋友袁复礼先生。不幸袁先生此时又要到河南去发掘了，行期很逼迫，不能作文。我们只好请他先替我们做一篇简短的记事，以后再作详细的论文。这两件事，他都允许了。我们现在先发表他的记事。袁先生曾帮助安特生博士整理此次发现的材料，安先生自己曾说得他的力不少；他在百忙中肯替我们做这篇记事，这是我们很感谢的。胡适。

从胡适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复礼先生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

袁复礼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不长，只有1680字，现将全文用简体字抄写如下：

去年（1921）冬天，在中国文化史上增多一件新材料。因为在河南渑池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陶器，证明是古代人民的遗迹。但未曾找出一件铜器或铁器来，就是能用铁作的针也是用骨头作的，能用铜作的鼎鬲也是瓦器作的。所以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用铜用铁呢。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可回溯最初的人类都是用石器的。以后方发现铜（即红铜）及黄铜，至于知道用铁器已算是第三步了。所以考古学家都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及铁器时代三段，表明人类对于他们环境的知识，及他们利用天材的本能。

石器时代又分作“古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这两个简便的分别是在乎他们修饰石器的本领：在古石器时代所用的石刀石斧石矢都是打磨不光，面上凿打的痕迹多半是坑洼不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都是琢磨平净，不像上时代的那样粗糙。

这次在河南找出来的，确是与新石器的器用相合。不过若是按陶器论起来，有的圆形是用草团将泥瓦围起来打成的，有的圆形是用磨轮磨圆的。在欧洲各处有用磨轮的地方，都有表明用铜器的知识。不过因为在这个地方找不出铜器以外，更有许多用石器的凭据。所以现在暂且将他算作一个石器及铜器的过渡时代，就是“后新石器时代”这层在欧洲也是有的。

这次发现的东西：石器中有石镰，石锛，石凿，石圆，石矢，石斧。骨器中有骨针，骨圆，骨玦。陶器中有鼎，鬲，瓮，碗等器。陶器皆不带耀，多系灰色者，惟复色者亦不少。此种系红地上加黑花，间亦有加白花者。此种陶器与在俄属中亚细亚的阿诺地方及希腊南克利特岛所发现者相同。再加研究者可找出三处文化交通的关系。

中国有历史以来，记载就有铁铜的工做。传说的大禹作九鼎就是一个例。现在讲考古学者亦皆以为商周铜器为最古之物。美国考古学家Laufer于中国古器考究颇深，尚且说中国无石器时代之文。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以为在满洲所得者为蒙古人之一支所作。所以此次发现的价值在乎发现：

（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中国文化史上确有一石器时代。并且

（二）这石器时代的器皿，都留遗形给后代的人，就是现在日常用的东西，多可由研究而知为从古代器皿所演用。

至于有这石器文化的人类究竟是何种人，确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这种人：（1）是否即是原先的中国人，是否即商周人之祖？（2）或是他种人，他们的文化经中国人吸收后就灭亡了？（3）或是外来的异族，与中国人同时，而不同风俗？

这个发现是因为一九二一春天四月，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旅行，经过渑池地方首次发现的。后来在十月得了政府允许，方去到那里挖掘。不过在这个以前他在夏间过奉天时候，曾经过一个穴洞，也发现了少数石器人迹。他现已经有两次演说发表他这两次发现的结果。他又正在写：

（一）“在中国的一个古文化”要登在地质汇报上。

（二）“奉天沙锅屯穴迹”和

（三）“河南仰韶遗迹”一篇登在“中国古物考”上，将所有详细研究之结果登出，将来于文化史上必有一大供献。

按说这次发现的事，是从地质调查所方面办的。所以这篇先期的报告，虽有新闻性质，论科学家的发现法律，亦应让地质汇报方面先登。不过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所长，对于从地质方面去研究文化史，极为赞成。安特生博士亦将他所有的底稿给我读过。所以他们三人允许我将这件事在这里先简略发表，作一个介绍的文。将来安特生博士的大作出来，那个历史以前的文化方能有详细的论说。

我将这篇写完，后来又想到读者或尚有无疑问，或有看见了这件事而自己愿意到各处去发现的。所以我要将去冬阅历所得的结果，略述说一回：

（一）这样的文化遗址是不常见的。就是发现以后，掘挖的法子亦应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不然地层混乱了，器具就不能分清，要说时代就更不能定了。

（二）这次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供献以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之变迁，天气之转徙，森林之盛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考据。所以与平常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

（三）这次所得的器皿，都是残缺不完的。不过这个新闻发表后，恐怕为金钱的古董商人亦想去掘。那么，对于科学的用意就错了。可惜的是北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经济困难，不能去作些有秩序的科学研究。如是国内热心的把这个历史博物馆扩张起来，在北京作一个集中点，此种考古学问方能有发达的余地呢。

从胡适的《序言》和袁复礼的该文，我们可以看出，文章发表和撰写时，由于受当时语言文字和对仰韶文化研究学术背景的制约，有些用词、用语、专业术语等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这篇文章是应胡适约稿，经丁文江、翁文灏、安特生同意撰写并发表的。第二，此时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性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有识之士的重视。第三，袁复礼把这个发现确定为“新石器文化”，无论这个定名是征求过安特生的意见确定的，还是袁复礼自己确定的，但这个定名是有先见之明的。第四，袁复礼在文章中说到对仰韶村这种少见的遗址进行挖掘，不仅只限于挖掘出土器物，还涉及对农业、气候、水利、森林、河流等环境条件的考古，很有见地。第五，袁复礼写这篇这篇文章时，已经意识到仰韶村的重要发现可能会引起“为金钱的古董商人”去乱挖，告诉读者这种考古必须有“有科学家的指导，方能有效”，这种见识也令人敬佩。第六，就是按照现在的考古惯例，在正式的考古报告发表之前，发掘者可以用发掘简报的形式在媒体上向外公布考古成果。所以，袁复礼的这篇文章，至目前所知，确实是一篇关于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后最早的新闻稿，这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篇考古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