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早已从最初的“证经补史”逐步完善成为研究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真实完整古代中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科学，因此也到了需要系统回顾学科发展历程，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进一步完善学科理论方法体系的时候。

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了“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201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举办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就是基于对中国考古学相关问题的探索。

以下尝试从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不妥之处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中国考古学是研究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揭示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突出特性、核心价值、客观规律、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卓越贡献，认识中国古代先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的重要科学，也是文明互鉴理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基础支撑。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的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基本定位。

考古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学科联系密切，区别在于研究方式手段、材料及其获取途径不同。

关于考古学相关理论、方法的反思

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与社会考古、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实验室考古、实验考古、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等，是几代考古学家在吸纳借鉴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与中国考古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总结、创新、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考古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理论方法的科学性、适用性，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地层学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遗存堆积的基本特点、复杂程度，以及学术目标、工作环境与时间要求等的差异，导致实际操作中地层、遗迹划分不一定能够完全还原古人的行为和历史真实。

类型学  一是理论基础来源于生物进化论，而生物进化的不可逆性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行为、社会发展进程与产品演化；二是类型划分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不同研究者对遗存特征演绎推理的专业水准和思维存在差异，导致型式划分及由此得到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结论往往因人而异；三是研究者或有追求型式划分“完美”的主观倾向，会导致与客观存在差异、错误甚至相反的结论。离开客观地层关系纯粹靠演绎推理得到的型式划分和文化分期更容易误入歧途。

考古学文化  一是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均为动态特征，一个考古学文化往往要经过数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最终确立，但由于行政区域甚至急功近利等人为主观思想的存在，导致很多考古学文化的提出不能反映客观实际；二是史前与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特点不同，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要处理好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其以后考古学文化与区域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三是考古学文化与人群、族群难以对应，透物难以见人。

文化因素分析法  文化因素本身存在相互吸纳借鉴和转化的动态特征，如曾文化中的周文化因素、巴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吴文化中的越文化因素、汉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等等，使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要首先厘清文化因素的源流和主体属性。

聚落与社会考古  具有共时关系的聚落群体是研究认识聚落社会结构和面貌的基础，但由于田野考古质量、测年手段与精度、考古遗存信息不完整等诸多因素，加上考古工作空间范围和工作连续性等的局限，能够获取共时聚落群体及其相互之间联系方式（如道路）的技术手段有限，较大空间相同或不同文化的共时聚落群更是难以发现和认识。

另外，共时概念还存在需要进行年代跨度量化的问题，年代跨度越小，聚落社会结构和面貌越接近历史真实，但在考古实践中却难以做到。

非物质文化因素研究  对不同人群、族群的行为、技艺、理念、风俗礼仪、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非物质文化信息的考古学研究手段缺乏。

文明社会的认定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都邑性）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但不仅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甲骨文，在裴李岗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少数具有象形、指事、会意汉字特征和书写特点的刻画符号。

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严文明先生因此提出铜石并用时代。

是否可以从更大的时代背景，结合邻近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中华早期文明体，同时充分考虑客观存在与考古发现的过程错位及局限性因素，来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文字和金属工具（冶金术）问题。

此外，应明确和细化都邑性城市、王权国家等概念的认定标准，突出中华早期玉器文明的基本特性。

关于考古学科体系的建设与统筹问题

如考古学学科分支及其与历史学、文献学、古器物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构建；考古及相关人才类型、方向及学制，教材编写，高校考古教学基地和国家重点考古实验室建设，考古资质单位布局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与科学统筹。

面对以上问题，一是要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田野工作为前提基础，以“基于地层学的类型学”作为类型学理论实践的根本原则，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不断强化多学科理念；二是要高校与科研机构紧密结合，科学统筹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类型与专业方向设置；三是要全面梳理考古前辈创立的理论方法体系，合理借鉴西方考古理论和实践成果，守正创新，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本文系作者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