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彩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由山西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4家单位联合主办，展品150件，旨在向公众呈现神秘的古滇国青铜文化，倾听滇人的那些故事，感悟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云南青铜时代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众多的山间盆地密布其间，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复杂的地貌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此外，云南特殊的区位因素，使得本土青铜文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东南亚文化、巴蜀文化、越文化等各种不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呈现为“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目前学术界大致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六种类型，即滇西北地区、滇西地区、滇中地区、滇东及滇东北地区、滇南及滇东南地区。

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未有定论。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开展，云南全省发现了较多青铜文化遗址，尤其是剑川海门口、大理银梭岛、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等众多早期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剑川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云南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石、陶、骨、铜等各类器物。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曾对海门口出土样品进行了数据测定，最早及最晚年代分别为距今5000年至距今2500年。部分学者根据海门口遗址最新的地层关系以及碳14测年数据认为：海门口遗址青铜文化时代早段从夏代中晚期遗址延续到商代末期。然而，李晓岑先生研究后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测年数据跨度较大，对其出土金属器的年代，应该采用碳14测定的下限数据，即春秋战国时期。樊海涛先生认为：从目前考古材料表明，云南在商周之际出现青铜器确定无疑，但是云南正式跨入青铜时代应当是在春秋时期，楚雄万家坝墓葬则是其比较可靠的证据。

综上所述，云南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应是春秋时期，所谓的“早期青铜时代”，可能更多的是“铜石并用”时期。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滇西地区早期遗址较多，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战国末至东汉初则是高潮期，以滇中地区的“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滇王降汉及郡县制的推行，铁器、牛耕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逐渐普及，本土青铜文化受到剧烈冲击，迅速衰落。东汉初年，云南青铜时代草草落幕。

神秘莫测的古滇王国

滇国青铜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滇”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根据记载：战国晚期，楚将庄蹻率军来到滇池盆地，因秦国军队阻断归途，遂率领军队留当地，变服异俗，建国称王。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后文献中几乎再也没有提及“滇国”，那个文化璀璨的古老王国就此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滇国历史和滇文化面貌都无从得知，甚至滇国是否存在也成为亘古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等众多滇文化遗址的发现，使得这个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王国得以重见天日。

石寨山墓地先后进行5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文物众多。1956年的第二次发掘时，M6出土了一枚金质蛇钮阴刻篆文的“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从而证实了该墓地为滇国王侯贵族的墓地，为了解滇国与滇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呈贡天子庙墓群是滇国早期文化遗存，1975年发现，经多次发掘，清理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墓葬85座，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其中41号墓的规模最大，出土了大量纹饰精美的青铜器。比较典型的有巫师纹鼎，集中原文化、岭南百越文化和自身民族特色为一体，墓主人可能是滇国早期一位首领。该墓群是滇国早期文化遗存，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与史料记载的“庄蹻王滇”大致为同一时期，对构筑滇文化的年代序列，揭示滇文化的性质和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云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现已经超过76个县160多个地点发现了青铜器，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10000件。总体看来，云南青铜器无论数量、质量、影响力，都以滇中地区为核心，呈现出一种向四周辐射的分布状态。这与史籍中对“西南夷”以及“滇国”的记载是吻合的。

滇国青铜器是云南青铜器的巅峰，不仅铸造精美，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尤其是与滇西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更是清晰可见，如剑川海门口的铜夹子、楚雄万家坝的铜鼓等一些器物类型在石寨山都有发现。此外，通过现代科技工作者的检测和分析，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楚雄万家坝可能是滇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说明滇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逐渐吸收融合周围地区的文化和技术，与云南早期青铜文化一脉相承。战国以后，滇国青铜文化逐渐成熟，成为云南青铜文化中的佼佼者。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不仅影响滇南、滇东北等地区，甚至辐射到夜郎、勾町以及越南东山文化。

滇国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实主义，从设计理念到青铜铸造无不充斥着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成组成套、崇神重礼差别较大。从青铜器器型上来看，滇国青铜器更多的是实用器，或是实用兼具礼仪性质的特殊礼器，而少有中原以鼎簋觚爵为代表的器类。比较有特色的器型有农具、仿生式兵器、贮贝器、铜鼓及扣饰等。其中有些器物铸造精美，可能具有礼器的功用，但是这些所谓的“礼器”器型丰富，一般没有固定的数量，并不像中原地区的礼器成组成套，且器型相对固定。此外，虽然部分器物如戈、矛、剑、钺、斧等器物是中原地区的常见类型，但是其造型和装饰与中原截然不同，尤其是如鸟头形铜啄、蛇形铜叉等模仿动物的某一部位制作的各类仿生式兵器，目前尚未见于其他地区。

从艺术表现来看，滇国青铜器的装饰主要是以圆雕、浮雕、线刻图案为主，主题多为人物、动物或当时滇人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各类生活场景，与中原范铸的抽象化、符号化的纹饰大不相同。各种动物和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场景直观准确，用生动逼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向我们展现了滇国社会各个方面。虽然滇国目前尚未发现文字，但是这些滇国青铜器堪称青铜铸就的滇国信史。

滇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与中原传统的范铸法有所区别，除采用石范、泥范外，还普遍使用失蜡法。如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即以失蜡法制成，是国内已知较早的熔铸法实例。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诅盟”贮贝器仅器盖上就有127个捏蜡人物饰件，无不具体而微、形象生动地显示出滇人高超的熔模铸造技艺。此外，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也发达，镀锡、鎏金、镶嵌玉石、髹漆、线刻等，这些工艺在其他地区青铜器上并不普及，尤其氧化涂料技术即“黑漆古”，达到极高水平。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秦开“五尺道”、“置吏”，沟通了首都咸阳与今云南东部的联系，标志着中原王朝开始经略西南，使得汉文化不断向边远地区扩展。但是滇国地处西南边陲，多元文化汇聚，汉文化并未深入，此期滇国青铜器无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云南少数民族风格及特征。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朝于此设立益州郡，采取羁縻政策，赐“滇王之印”，令滇王“复长其民”。郡县制设立以后，至东汉早期，滇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品基本与中原趋同，滇文化逐渐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汉开西南夷，设置七郡，奠定了西南边疆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西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已经跨过澜沧江抵达怒江东岸。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设立，云南的西部疆域已从澜沧江、怒江之间延伸到了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我国西南地区的疆域在此时基本界定，此后两千多年未有较大的变化。两汉开发西南，促进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两汉时期的封泥，包括“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在内的各类封泥，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中的18个地名。上蒜第一小学北侧还发现了简牍，目前清理二百余枚，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为探索滇国都城和西汉益州郡郡治提供了线索，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

滇国与滇文化的青铜器辉煌璀璨，但是其在史书上寥寥无几的记载和神秘消失，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目前对滇文化的发现与解读，只是冰山一角，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这个古老王国将会逐渐呈现在世人眼前。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