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粤港澳多家文博单位联合主办的“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展于7月3日上午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正式开幕。7月3日下午至4日，由广东省文物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博物馆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协办的“商品、港口、沉船与唐宋海上陶瓷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吉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香港、澳门等九省区市以及英国、法国等海内外高校、考古文博机构的嘉宾学者约80人出席了会议。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本次研讨会旨在促进陶瓷考古及海上陶瓷之路研究前沿课题、技术方法的交流互动，推动相关研究走深走实，为生动讲好海上陶瓷之路的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打造交流互鉴与合作创新的平台。

会议开幕式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蔡健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先后致辞，大会播放了宣传视频《连接商品、港口、沉船的“三南”研究模式》，开幕式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邓宏文主持。

曹劲在致辞中回顾其亲睹亲历的“南海Ⅰ号”整体打捞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喜闻“南海Ⅰ号”有关研究接续开展并有所突破。广州是我国海丝申遗城市联盟的牵头城市。她认为近期广州及佛山南海的考古新发现对于海丝申遗工作及牵头城市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期待粤港澳三地及海内外科研机构和学者通力合作，在围绕“南海Ⅰ号”的相关领域继续开花结果。

蔡健龙在致辞中表示，从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一直是海上国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在明朝海禁和葡人东来等历史机遇之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澳门开埠并迅速兴起，成为重要的中转港。随着世界贸易的频繁进行，多元文化在澳门不断累积和沉淀，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2019年，澳门成为海丝申遗城市联盟成员，配合国家文物局开展“海丝”遗产的发掘及研究。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澳门将一如既往地积极进行“海丝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蒋志豪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2022年12月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借此基础，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粤港澳三地文博机构共同筹办了当日开幕的专题展览。加入联盟是香港文物保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深入研究与海上贸易有关的文物及推动大湾区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起了积极作用。香港将以此契机，积极参与及推动海丝申遗工作，开展相关史迹的保护与研究，让民众认识“海丝”，说好海丝故事、香港故事，加强市民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支持。

孙键在致辞开头引用了《抱朴子》中“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句，借以形容当日的学术盛会。他表示，近年“海丝”已成为一门显学，与“陆丝”一样，二者都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扇窗口，是面向世界的一条渠道，于广州而言别具意义。无论是从早期番禺的“南海道”还是到唐代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一直到清代的十三行，广州在对外贸易当中几未缺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陆丝”和“海丝”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交换，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交流融合是双向的结果，关于交流融合所带来的进步，可能是“海丝”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研讨会围绕“商品、港口、沉船与唐宋海上陶瓷之路”主题，展开了5场专题学术研讨会。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作了题为《千秋储物罐 再现真面貌》的主旨发言，27位学者围绕商品产地、贸易港口、沉船航线、海上瓷路、承前启后等议题进行学术演讲，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陶瓷考古和海上陶瓷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秦大树在主旨发言中表示，随着水下考古迭现新发现以及海上贸易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沉船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储物罐日渐引起学界关注，研究热潮持续加温。通过初步探索，已在不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更加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首先，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考古工作，掌握了广泛用于海上贸易的储物罐的生产地点，为沉船中出水的储物罐找到了“出生地”；其次，由于研究热度居高不下，国内外的学者都开始用陶瓷考古的方法研究储物罐，在东南亚诸国，如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国都发现了储物罐的生产地点；最后，储物罐的功能、盛储物品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这往往与海上贸易的模式和管理制度相关。《文博学刊》2023年第2期刊发的“‘三南’研究模式”专题的5篇最新研究成果，标示着储物罐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开始走向深入，必定会推进储物罐的研究乃至海上贸易的研究。

议题1 商品产地

该议题由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馆员、复旦大学郑建明教授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馨汇报了广州曾边唐代窑址的考古发现与收获。曾边窑是广州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窑址，也是广州发现最早的瓷窑。所出陶瓷器在器型、挖足工艺以及装烧方式上与新会官冲窑相似，“黑石号”沉船出水部分青釉瓷器或为曾边窑产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汇报了唐宋时期台州制瓷业及其相关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与认识中，限于台州窑址所做工作较少，大量海内外发现的台州窑址产品被简单归入越窑、龙泉窑等窑口。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台州窑业面貌越发清晰，为日后对海内外出土台州地区青瓷的甄别与鉴定，构建台州窑业生产、流通、消费的贸易网络提供丰富的材料。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发标汇报了大余滩头窑出土酱褐釉瓷器的有关研究。滩头窑出土瓷器品种以酱褐釉的壶、罐、瓶、炉为主，其中龙首壶最具特色。因烧造温度不足，器物胎釉结合较差，剥釉较严重。该窑是五代至北宋中期大庾岭梅关古道上的一处重要瓷窑，对研究赣粤经济、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考古价值。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羊泽林汇报了福清东张窑考古调查新收获。东张窑是宋元时期以烧造黑釉瓷为主的窑址。该窑产品以黑釉盏为主，釉色纯正，造型较规整，质量较高。此外还兼烧青白瓷、青瓷等。近年来国内外田野和水下考古均发现大量东张窑产品，证实该窑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外，还大量销往日本、东南亚等地，是福建宋元时期典型外销瓷窑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博宇汇报了南海奇石宋代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认识。奇石窑是一处以生产盆、罐等日常用具为主，产品供销当地并散见于海内外遗址和沉船的宋代窑址。通过新近发掘，并根据出土器物纪年及碳十四测年，推断该窑的年代下限为南宋中晚期。窑址出土器类以盆、罐为大宗，主要采用刷釉法上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兼有刻划纹饰。

议题2 贸易港口

该议题由香港大学钱江教授、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馆员主持。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萧丽娟、马文光分别对香港与宋元海上交通一题展开介绍。古物古迹办事处负责保护和推广香港的文物和古迹，并通过相关法例和行政手段开展保护工作。多年来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佐证了至少从宋代以来，香港沿海一带已有频繁的海上商贸活动。

香港大学钱江教授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Kota Cina（中国城）与哑鲁国：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镇》的汇报。Kota Cina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北部日丽地区。在印尼语中，Kota意为“城镇”，Cina即“中国”。研究认为距离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不远处的Kota Cina是一个被人们所长期忽视的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航线必经的贸易重镇和港埠，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和当代考古发掘的成果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吉林大学张欣怡作了题为《南汉出土瓷器与釉陶初探——以兴王府出土材料为中心》的汇报。自1954年以来，南汉时期的王陵、都城、宫殿苑囿、臣民墓葬、窑址被陆续发现，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以南汉国都兴王府的发现最为集中。报告通过系统梳理南汉出土瓷器与釉陶，对其类型、产地等问题作综合探讨，分析了南汉时期陶瓷器的使用及五代十国间陶瓷器的流通情况。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赵冰作了题为《也门舍尔麻中转港遗址出土广东瓷片》的报告。舍尔麻（Sharma）遗址年代约在公元980年和1200年之间，是波斯湾商人创建的中转港口。该遗址出土21000余块陶瓷片中，中国瓷片占3.86%。其中广东瓷片包括唐代至五代青瓷运输罐，五代宋代褐色彩绘碗、盆，宋代青白瓷、青瓷、褐釉大盆等。

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作了题为《酒香飘四海——宋代广州公使酒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汇报。近期，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掘出一组宋代大型院落式建筑基址，研究确认其为《元大德南海志》所说的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该发现是广州作为宋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且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见证，为确定海上贸易商品、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议题3 沉船航线

该议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宋建忠研究馆员、复旦大学魏峻教授主持。故宫博物院项坤鹏作了题为《“再读”黑石号沉船——出水宫廷风格器物来源途径考》的汇报。报告结合唐朝与阿拉伯地区交往的历史背景、器物的相关特征以及文献记载，推断“黑石号”出水宫廷风格器物来源存在两条途径——皇帝赏赐和阿拉伯商人自行搜购所得，认为东西方两类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是双向的、往复的，不仅见于地方或民间，还见于宫廷。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孟原召根据水下考古发现的北宋时期沉船及其出水遗物组合情况，介绍了北宋时期沉船与贸易港口相关问题，并以此研究案例强调贸易陶瓷组合变化在有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徐文鹏介绍了他在“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德化窑瓷器产地精细化研究中的有关成果。基于化学成分分析的产地判断在外销瓷研究中愈发重要，随着窑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出土瓷器成分数据库的日益丰富，更为精细化的成分分析和产地研究成为可能。多元统计分析显示，“南海Ⅰ号”德化窑瓷器的具体产地较为复杂。该研究不仅为外销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等问题。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社科院海洋史研究中心李庆新从沉船发现的“广东罐”考察中古广州与海上交通。“广东罐”的陶瓷器架起了沉船与东方大港广州关联的桥梁，报告认为广州在中古时期东西方海洋贸易的重要地位，与其所拥有的中心性地位和多重叠加的综合性城市功能息息相关。在港口研究中宜通过区域史、世界史相结合的比较视野，利用整体史、长时段的发展眼光，以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的方法进行考察。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田国敏作了题为《“南海Ⅰ号”历史背景研究和出土物释读》的汇报。报告引用宋代历史文献，并结合分类统计、器物组合分析及科技考古所获成果，对沉船出土部分瓷器、金属器、螺杯、木器、玉雕人像进行释读。

议题4 海上瓷路

该议题由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沈岳明教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崔勇研究馆员主持。吉林大学王思阳、赵俊杰汇报了长沙窑的市场取向及其阶段性成果。报告从瓷器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入手，对国内外出土长沙窑瓷器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长沙窑鼎盛期的市场取向多元，海外地区在其市场份额中占比较小。长沙窑的市场取向具有阶段性，存在一个在充分占有本地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拓展的过程。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罗鹏介绍了近年海上陶瓷之路发现的越窑青瓷。报告认为以往对于海外发现的越窑青瓷来源多被认定为上林湖产区，而越窑原产地窑址考古的持续开展已纠正以往的认识偏差，确认了部分海外越窑青瓷的确切产地。报告通过介绍近年越窑考古中的新发现与海上陶瓷之路相关材料，探讨唐宋时期越窑青瓷海外流布及技术交流。

上海博物馆陈洁作了题为《8至10世纪沉船出水陶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汇报。报告通过介绍目前国内关注度较低的越南Chau Tan、泰国湾Phanom Surin等唐代沉船材料及其出水陶瓷器，补充了单凭“黑石号”沉船难以说明的问题，提示以往常被忽视的港口、贸易模式、贸易网络等，并结合文献、碑文等材料，对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杨天源作了题为《略论唐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以沉船出水陶瓷器为主》的汇报。通过介绍和分析唐五代时期沉船出水瓷器，指出部分器物带有非常明显的仿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风格，并分析该时期所见外来文化因素的时代背景与考古发现。

复旦大学郑建明和郝雪琳汇报了北宋早中期越窑的扩张与对外输出情况。报告通过对空间、产品面貌及外销等方面的考察，认为约在北宋中期前后，受资源及产品风格转变的影响，越窑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可以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种类型。其中，沿海型的繁荣与海外市场的开拓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丁雨汇报了11至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情况。在总结分期分区基础之上，他表示，当前海内外出土11至12世纪外销瓷资料中，广东、福建产品表现更为突出。这一情况可从国内政治环境、国际航路变化、各地区市场局势变化等方面分析。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11至12世纪广东、福建地区瓷器的盛行，构成了较为独特的贸易模式。

议题5 承前启后

该议题由李庆新研究馆员、吉林大学彭善国教授主持。伦敦大学（UCL）考古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李宝平作了题为《海上丝路所见中国陶瓷罐：以黑石沉船及日本茶道为例》的汇报。中国过去千年中通过“海丝”向域外输出了大量陶瓷罐，或作为外销商品，或作为其他外销货物的包装容器而生产，常兼而有之。东南亚岛屿上多将其作实用或礼仪性器具。在日本，少量中国陶瓷罐被选中并赋予特定的名字，在茶道中被珍用品评并传承至今。

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作了题为《跨文化的载体：再思“广东罐”在海上瓷路的发现及海内外研究新进展》的汇报。报告通过回顾“广东罐”的命名及来源，探讨陶瓷罐如何成为跨文化的载体并在近年成为世界考古学、亚洲艺术史及海上丝路研究的新热点。汇报者试从分析方法、研究面向、研究对象及遗址四部分作比较分析，再思国内学者可如何推进“广东罐”研究。

上海大学丁见祥作了题为《一场未完成的贸易：“南海Ⅰ号”目的地探索》的汇报。学界一般认为“南海Ⅰ号”的目的地是东南亚。汇报者以金叶子为线索，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定泰南博他仑（Phatthalung）至乍汀泊（Satingphra）一线与印尼苏门答腊哥打辛纳（Kota Cina）一带是“南海Ⅰ号”所代表贸易活动的原定目的地，这也与马六甲海峡格局变迁具有趋势性整合关系。

澳门博物馆卢可茵汇报了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2010-2012年考古发现。该遗址发现了学院夯土围墙和大型基岩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瓷器碎片以及砖瓦类建筑构件残片，其中包括不少年代约为明末清初的外销瓷残片，为中国陶瓷器外销、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

澳门科技大学邝嘉欣汇报了澳门海洋防御工事遗产保护工作现状。自明朝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以来，澳门的贸易地位凸显，以夯土墙体为代表的防御工事成为当地防御系统的一大特色。报告介绍了澳门现存夯土遗址的地理位置和保存状况等，并结合四门古炮的保护研究，初步讨论了澳门防御工事遗产保护工作。

最后，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全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作大会总结。本次研讨会立足于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又是回望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具体行动。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学者前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楼标本室、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旧址——柏园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见证和重要载体——简园参观考察。

（注：本文所涉发言内容均经发言者审阅。撰稿：陈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