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

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手工业、城市、文字、宗教等一系列实体和非实体概念的综合体。了解文明从起源到诞生再到成熟、演化的过程，也就是全面深入了解文明的历史，对于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文明最早的要素是人，接着是农业、手工业，然后是城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礼仪制度，最终形成国家，迈入文明的门槛。继而由古国、王国演化至帝国，文明也从其低级形态进阶至高级形态。中华文明是生活在今天中国领土范围内所有人群祖先共同创造的历史实体，它包括了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农业、手工业、文字、城市、乡村聚落等一切实体遗迹，也包括了促成国家诞生的管理经验、政治制度、礼仪文化、意识形态等非实体的文化元素。

我们笼统而言的华夏文明、炎黄子孙、华夏文明五千年等等概念，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模糊化表述，要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真实的历史，就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将这些模糊化的表述实体化、科学化，让其可接触、可验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河南作为中华文明诞生的核心地区，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历程，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通过考古学的手段，将中华文明诞生的过程更科学、更准确地揭示出来、展示出来，形成可接触、可感知的历史真实，更是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河南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大力开展考古发掘研究，不断探索中华文明的诞生过程；通过开展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主动展现中国历史的主根主脉，为了解、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做出了突出的河南贡献。

河南考古，肩负探索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伟大使命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阐明了考古工作的发展目标与任务。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华夏文明诞生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关键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核心地位。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和繁荣，也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来书写河南的历史，探索河南境内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就成为河南考古学必然的历史使命。

河南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中坚力量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考古学这门学科在河南大地上甫一诞生，就肩负起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使命。甲骨文的发现和针对殷墟遗址持续的考古发掘，不仅建立起科学的考古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用考古资料实证了商王朝历史的真实，使得考古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大放异彩。为纠正“仰韶文化西来说”，针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一系列考古发掘、研究、学术争辩，反复讨论中原地区及相邻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分布范围、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等问题，逐步建立起了中国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定位，搭建起了通过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学术框架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河南考古始终深度参与其中，有时候是别人参照的标杆，有时候则成为众人攻击的靶子，始终处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学术争论的漩涡中心。正是由于中原地区独特的地域属性和河南考古独特的文化属性，导致河南考古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逐步承担起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诸多历史命题的特殊使命。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相关的中国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城市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历史难题，既是河南考古人的日常工作，也是河南考古避无可避的历史使命。

河南考古担当国家重大历史难题破解使命

在中国现代人的起源研究方面，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16块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12.5万至10.5万年，同时具有东亚中更新世直立人、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体质特征，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境内不仅并存着多种古人类群体，而且不同群体之间有杂交或者基因交流产生。这一发现填补了古老型人类向早期现代人过渡阶段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上的空白，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取得的最重大突破。该发现也因此入选科技部“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此外，距今7万年前的荥阳织机洞遗址、距今3万至5万年前的郑州老奶奶庙遗址、距今3.2万年前的鲁山仙人洞遗址等一系列重要遗址，都发现有中国现代人起源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建立起了完整的中国现代人起源证据链条。

在农业起源研究方面，集中分布于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距今8200年至7500年前）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很可能已经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而进入相对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裴李岗文化遗址不但发现有大量种植的粟类作物遗存，而且还发现有原始栽培水稻，发现了人工驯养的猪、狗、羊甚至黄牛等家畜。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投入到生产领域中，其中最多的是石铲，其次为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从生产工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这五种工具，在裴李岗文化的农业中呈现出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过程。从砍伐树木到翻土播种，从收割到脱粒，体现出一套完整的程序。这种现象在同时期的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绝对领先的位置。此外，城烟遗址（距今6300年至5800年）发现的石雕蚕茧，青台遗址、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绸遗存，双槐树遗址发现的牙雕蚕，均证明中原地区极有可能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

在城市起源方面，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时代最早的古城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诸多探索后代都城宫室制度的线索，比如坐落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的院落、“一门三道”的门道遗迹、颇具后宫意味有着独立防御功能的大型建筑群等。淮阳平粮台古城、新密古城寨城址等中原龙山古城方正城垣、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城市规划思想。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网格状主干道路系统，把二里头都城划分成以宫殿区为核心的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宫殿区南北，共同形成都城中轴区域，中轴区域的东西两侧都是贵族居住和埋葬区。二里头遗址严整有序的布局规划反映出中国城市的起源已进入成熟阶段。

在国家起源方面，有一个由“古国”向“王国”演进的过程。在距今5800年前后，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文化在河南灵宝盆地及周边地区发展出一个以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区域性文明实体，被部分学者命名为“仰韶古国”，表明这一时期河南地区正式步入古国时代。在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进入晚期以后，又在河南郑州地区发展出一个以双槐树遗址群为代表的区域性文明实体，被部分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至距今3800年左右，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中国古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晚期都城遗址“斟鄩”，二里头遗址相关重要考古发现，也被认定为中原地区国家起源进入“王国”阶段的标志。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