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都流传着“钟馗戏鬼”的典故传说，关于钟馗的传说，在各种古书典籍中均有记载，如《唐逸史》、宋《事物纪源》《钟馗传略》等。据记载，钟馗字正南，为终南山人，满腹经纶，唐武德年间进京应试因相貌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而落选，愤而撞死于殿阶之上，帝以官袍葬之。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久病不愈，一晚梦见一奇伟大汉捉一小鬼，剜其眼吃其肉，并称自己为殿试不中进士者钟馗也。帝梦醒后，即刻病愈，于是命画师将梦中钟馗捉鬼的情景作成画，悬挂于宫中以避邪镇妖。《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一诗记载了皇帝赐给臣子钟馗画像作为新年礼物。帝王的推崇使得钟馗捉鬼的地位逐渐确立，民间亦常悬挂钟馗画像辟邪除灾。后来，人们在春节、端午等重要节日，会悬挂钟馗画像、举行表演，常会有艺师扮成钟馗的模样戴面具、着官袍、手持蝙蝠和宝剑跳舞，有祈福除邪、镇宅佑安、迎福纳祥之意。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藏有一件清釉里红钟馗戏鬼图棒槌瓶，颇具特色，是民窑中的精品，亦是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该瓶通高44.4 厘米，口径13.1厘米，底径14.8厘米，盘口，直颈，斜肩，圆筒状长腹部，圈足为平切式二层台（瓷器圈足形式之一，又名双圈足，流行于清康熙早期景德镇窑的瓶、罐、盘等器物上。造型为内外两重圈足，内圈足略浅，由外圈足支撑）。胎体洁白，胎骨坚硬，器身施釉厚重，正面绘钟馗身着官袍（乌纱红袍），毛发及胡须浓密，腰束玉带，双目圆瞪，盘腿打坐于地面，其右手抱左脚，左手插于怀中。衣褶描绘爽利流畅，富有起伏顿挫韵律。钟馗身旁众鬼相随，鬼卒们形态各异，神情生动，非常有趣。一小鬼立于钟馗身后好似为其梳理毛发，另有小鬼或回首盼望，或怀抱花瓶，或手持长剑等，几个小鬼将故事串联了起来。全图用笔沉稳精细，落笔胸有成竹，画面人物栩栩如生，表现手法娴熟。釉里红发色为铜红色，浓艳鲜亮，有些许晕散感，人物及花卉局部有绿色斑块，色料有一些堆积。

此瓶胎土淘洗纯净，胎体坚致，分量较重。主题纹饰为钟馗戏鬼图，画面上的钟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使人望之生畏，小鬼们刻画得栩栩如生。釉里红的发色在同一时期的民窑作品中属于精品，虽局部伴有绿色斑块状杂质，但其发色总体还算绚丽明亮。

此瓶为棒槌瓶中的圆棒槌，或称硬棒槌，为康熙民窑中的典型器。棒槌瓶，因似旧时洗衣用的木棒槌而得名。李白《子夜吴歌·秋歌》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里的“捣衣”说的并不是洗衣服，而是做衣服，准确地说是做寒衣。据文献记载，棉花是在宋末元初引进的，在这之前，大部分平民穿的衣服是葛麻制作的（丝绸是少数富贵人家才能穿得起的）。葛麻做的衣服坚韧耐磨，却冰冷生硬，需用棒槌反复敲打，使其柔软平整可以跟内里的絮贴合为一体，从而便于裁剪、缝制。因此有人说这种“棒槌瓶”实际上是寓意“棒槌平”，平的不仅是衣服，更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康熙年间，清朝经济兴旺发达，对外贸易繁荣。因推行减免赋税，废除“匠籍”，“官搭民烧”等举措，民窑的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康熙民窑釉里红继承明末民窑，当然官窑也较重视釉里红的发展，釉里红技术得到了提高。

釉里红是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它以铜红料为着色剂，用笔在坯胎上绘画纹饰，罩上透明釉，在1300℃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出红色纹饰。釉里红对颜料、温度和窑内气氛的要求十分严苛，颜料要研磨得十分细腻，窑内温度要适宜，温度过高会使颜色挥发（俗称“飞红”），过低则会颜色发蒙。铜只有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所以窑内气氛的有效掌握对釉里红呈色至关重要。从传世釉里红呈色看，康熙民窑釉里红呈色介于暗红和鲜红之间，品种有通红（白底为背景）和青花釉里红。纹饰题材有人物、花鸟、山水等，花鸟、瑞兽纹较多，山水主要作树木、山峦等用色的点题。绘画技法上运用染、涂、描等，使作品局部和细微处呈现多种色彩，浓淡相宜，富有层次感。康熙民窑釉里红人物纹饰较少见，钟馗题材更是凤毛麟角。在清代瓷器上以釉里红描绘钟馗题材始于何时，尚无文献记载。上海博物馆藏“钟馗提剑斩鬼图”梅瓶和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藏“钟馗戏鬼图”棒槌瓶，两者技法上相似、意趣相同，均采用白地为背景，用线条、色彩将钟馗的神态、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足见工匠们对釉里红呈色技法的掌控能力。

钟馗这一形象在中华民间传说中的演变，从辟邪器物开始，逐渐呈现了更多的人性化特点，后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祈福除邪、镇宅佑安、迎福纳祥的形象。无论是钟馗作为臣子的身份，还是作为父兄家长的身份，均是以鬼魂的形象出现。钟馗虽相貌奇特、丑陋，但呈现的是嫉恶如仇、知恩图报的人物特点，弘扬的是惩恶扬善的君子品德，起着敲打、惩戒的作用，以保护老百姓的安危，成为中华民俗文化中的典型形象。千百年来钟馗戏鬼所代表的民俗文化，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广袤土壤中，人们喜爱悬挂它来表达对生活、工作、未来的祈福，亦寄托了保佑平安的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