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旬邑西头遗址，是近年来商周考古领域的重大发掘成果。该遗址目前已发现并清理诸如城墙、壕沟、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区、铸铜作坊、储粮坑等重要遗迹，出土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等各类遗物千余件，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聚落遗址。
西头遗址墓葬区位于城外东部偏南紧邻城墙外，已发掘的上庙墓地外围被大型围沟环绕，围沟平面近三角形，北侧、南侧围沟与城址东墙外壕沟相接。围沟内共探明墓葬近千座，2020年以来已在上庙地点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马坑3座、中小型墓葬120座。此外，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还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上庙墓地内稍具规模的墓葬多被盗扰,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能确证墓主身份的遗物，但从当前发掘获取的墓葬信息来看，整个墓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人群来源似乎并不单纯。
3座大墓均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表明墓主地位与西周早期晋、曾等诸侯国国君相当。3墓均呈东西向，墓内有腰坑、殉人，具有浓重的殷商文化遗风，墓主应属非姬姓高级贵族。值得注意的是，上庙M99墓内出土1件制作精美的玉簋。晚商时期随葬玉石簋的墓葬，墓主多属王室贵族成员，如殷墟西北岗侯家庄HPKM1004商王墓和小屯M5妇好墓皆以此类玉簋随葬。西周时期，出土玉石簋的墓葬仅见有鹿邑太清宫墓，该墓为带南北向双墓道的大墓，学界一般认为该墓墓主为纣王之庶兄微子启或长氏方国国君，身份地位极高。上庙M90墓道殉人数量多达38例，分三层埋葬，此种殉人方式在西周时期仅此1例，但与晚商时期的青州苏埠屯M1殉人方式极为相似。苏埠屯M1为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墓葬规格仅次于安阳殷墟商王墓，该墓南墓道及棺室南壁外门道殉人三层，共计39人。以往所见西周时期墓葬中，以鹿邑太清宫墓殉人数量最多，但也仅有12例，上庙M90墓内殉人数量多达43例，数量远超同时期其他殉人墓，实属罕见。上庙M98与M90墓道存在打破关系，此类墓道营建方式亦见于晚商时期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商王墓及滕州前掌大遗址北区墓地带墓道贵族墓。此外，西头遗址大墓也存在一些西土地区流行的葬俗，例如上庙M98墓内二层台随葬大量车马器，当是受到周人车马埋葬制度的影响。以上种种墓葬特征表明，西头遗址甲字形大墓与殷商时期高级商文化贵族墓之间具有较明显的文化渊源关系，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土地区周文化传统的影响。
相较于大型墓，上庙墓地中小型墓所呈现的葬俗及随葬品文化特征更为复杂多样，除具有本地特点的孙家类型文化传统外，郑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商文化、寺洼文化、北方青铜文化等因素均有发现。学界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墓主头向具有较强的族属识别意义。上庙墓地中小型墓半数以上为东向，其次为北向，南向和西向墓数量极少。北向墓主要集中在发掘区的中部及西部，东向墓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与南部，二者在墓地南部的分界并不明显。陶器组合方面，上庙墓地墓葬多随葬鬲或鬲与罐，与姬姓周人为代表的西土地区周系人群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一致。陶器形制方面，陶鬲之间的差异较大、类型众多，除多数墓葬随葬具有本地特点的孙家类型、郑家坡文化联裆鬲外，少量墓葬随葬碾子坡文化高领袋足鬲，个别陶鬲的装饰还受到寺洼文化影响；陶罐形制差异不大，均为西土地区周系文化墓葬中常见的折肩绳纹罐。中小型墓中，规模稍大者仍有腰坑殉狗和殉人等殷商文化因素。上庙墓地内采用俯身葬的墓葬约占总墓数的三分之一，但男性和女性俯身葬墓的比重接近。上庙墓地俯身葬墓墓主性别特点明显与殷商文化墓葬及邻近的碾子坡墓地几乎仅有男性墓主才采用俯身葬的规律相违背，具有极强的自身地域特点，同时也为西安少陵原等西周墓地中女性墓主采用俯身葬葬俗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总体上看，上庙地点中小型墓随葬品凸显西土地区风格，殉祭方面又受到了殷商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呈现出不同于商周二系的丧葬文化特点。西头遗址围沟墓地的发现，为探索泾河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的人群构成及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据《诗·大雅·公刘》记载：“……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史记·周本纪》亦云：“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周人先祖后稷四世孙公刘始居豳，至古公亶父受戎狄所迫迁岐，周人部族在豳地繁衍数百年。从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豳地亦驻扎有承担宗周地区防务的西六师之一的“豳师”，善鼎等铜器铭文中也有周王委派重臣监管豳地军队的记载。西头遗址是泾水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商周时期遗址，也是同时期整个泾河流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该遗址聚落结构完备，功能分区明显，各类重要遗迹的发现及墓葬出土珍贵文物，表明西头遗址应是西周时期一处重要的都邑遗址。结合《汉书》等后世文献的记载，一般认为西头遗址所在的旬邑地区便是公刘所都之豳地。旬邑西头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为找寻文献记载中的豳地（京师）及豳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泾河流域所在的陇东地区在周王朝的兴衰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诗经·大雅·皇矣》记载：“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援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针对天地”。上博简《容成氏》中也曾提到商纣王时丰、镐、郍、邘、鹿、耆、崇、密须氏等九邦叛乱，周文王受命服九邦。一般认为以上文献中提到的密须氏便在泾河上游的灵台地区。同处泾河上游的崇信于家湾周人墓地年代上限亦可早到商末。可见，至迟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已对泾河上游地区有所开拓。武王灭商后，周王室虽然致力于东方地区的经营，但在西北方向也曾进行过强有力的扩张。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周初年曾有大量的周人据点遍及整个泾河流域，各遗址点墓葬往往随葬有兵器，军事色彩浓重，表明周王室在西周早期已完成了对整个泾河流域的武力掌控与布防。从规模上看，彭阳姚河塬遗址和旬邑西头遗址分属泾河上游和中下游地区最高等级聚落中心，且均发现诸侯级别带墓道大墓；其余多数遗址点范围不大，墓葬数量往往仅有零星的数座，均为无墓道的中小型墓。西头遗址所在的豳地位于自泾河上游南下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地，也是西北方向护卫丰镐王都的最后一道防线，自然受到周王室的高度重视。多友鼎铭文记载：“唯十月用玁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旬，卒俘，多友西追……”，可见至西周晚期周王朝基本丧失对泾河上游地区掌控的局势下，豳地仍然是周王室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缓冲地带。从泾河流域西周墓出土金文和卜辞来看，这些墓主在称谓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姚河塬遗址“获侯”、灵台地区白草坡墓地“泾伯”和“伯”、崖湾墓地“并伯”、姚家河墓地“乖叔”等，其中一些氏族首领同时又可称王，如“王”和“乖王”。从出土铜器铭文来看，旬邑地区所在的豳地，亦有氏族部落首领自称“豳王”。因此，西头遗址上庙墓地带墓道大墓墓主究竟属于“豳师”的军事长官、豳王还是其他诸侯邦伯，仍值得深入思考。该墓地的发掘也为探讨泾河流域不同身份等级的墓主的身份来源、隶属关系、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经略模式以及西周王朝的国家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近年来，泾河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发掘成果丰硕，不断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该遗址的发现，为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学材料，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京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