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阙是汉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既是一种古老的建筑艺术，又是特殊的石刻珍品，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有石质“汉书”之称。四川绵阳有多处汉阙，其中汉平阳府君阙和李业阙极为珍贵，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该地区最为悠久的历史文物，也是绵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展示。

中国古代的“阙”文化

阙，最初的名称叫“观”，是“于上观望”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阙，门观也。”《尔雅》谈道：“观谓之阙。”刘熙《释名》则进一步解释：“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从词源学来看，阙与缺同源，门缺为阙。因此古人将一左一右夹住宫廷出口，就像缺（阙）了一块的门制建筑，称之为“阙”。“阙”的外观为仿木结构式，由阙基、阙身和阙顶组成，使用砖石或砖石木混合材料建造，摆放形式共有三种，一种是立于道路两旁，设子母阙形式，平阳府君阙即是子母阙；一种是两个对峙的独立阙，李业阙即属于此；一种是两阙之间门楼连成一体的建筑结构，北京故宫午门即属于此。

古代文人墨客从不吝啬对于“阙”的描绘。“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王勃、苏轼等流传千古的诗句已充分表达“阙”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组成部分，更象征的是皇权至上、王朝尊严、礼仪教化等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阙有城阙、宫阙、宅第阙、祠庙阙、墓阙五种类型。城阙作为古代城市入口的标志，立于城门两侧，是阙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宫阙，立于宫城和宫殿两侧，以展示皇家威严与气派；宅第阙，立于王公大臣入口的两侧，其规模比城阙和宫阙略小；祠庙阙，立于祠庙入口两侧，规模较小，目前仅有三处，为河南登封的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皆位于嵩山山麓，被称为“嵩山三阙”或“中岳三阙”；墓阙，立于墓前神道碑两侧，规模较小。墓前建阙制度大约起于西汉，当时只是帝王享有，至东汉盛行，这时刺史、太守甚至县令等官吏均可在墓前建阙，根据墓主的身份，分别修建单出阙、二出阙以至三出阙，出阙数越多，地位则越高，根据汉代阙制，帝王是三出阙，诸侯和官阶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二出阙，普通百姓则是一出阙。南北朝以后，规定官吏不得再建阙，唯帝王陵仍保留此制。五种阙在两汉时期最为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衰落，隋唐时期宫阙仍见使用，墓阙则仅限于帝王陵墓使用，城阙、宅第阙、祠庙阙不得使用，两宋时期一如隋唐旧制，元代帝王陵墓也不再建阙，演变为故宫午门的形式。

巴蜀多汉阙

城阙与宫阙目前只可见于考古遗址与墓葬壁画，宅第阙在汉代画像砖中多有出现。现保存比较完整的汉阙主要是墓阙，据统计目前全国汉阙仅43处，如河南的“嵩山三阙”与山东的嘉祥武氏阙、平邑功曹阙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汉阙多分别在巴蜀地区，共20余处，巴蜀地区又以蜀道为最多，有学者称其为“汉阙之路”。

蜀道主干道为金牛道，是巴蜀地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蜀道上的成都、新都、绵阳、德阳、梓潼各段都有汉阙遗存，如成都的王君平阙、王文康阙，新都王稚子阙，德阳司马孟台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李业阙、贾氏阙、杨公阙、无铭阙等。除金牛道外，由汉中越米仓山南下，经巴中、渠县等地到重庆称之为“米仓道”，如渠县有6处7座汉阙，包括冯焕阙、沈府君阙，均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金牛道和米仓道上的汉阙外，雅安的高颐阙、芦山樊敏阙、夹江杨公阙，重庆市忠县的丁房阙和无名阙，因其年代悠久、历史文化价值高，对于进一步研究两汉历史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也都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阳府君阙和李业阙

绵阳市境内2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两项是汉阙。一处是位于绵阳市游仙区芙蓉溪畔的平阳府君阙，一处是位于梓潼县长卿镇南桥社区的李业阙，两者充分彰显绵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平阳府君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价值极为重要，系子母双出阙，时间段限为东汉献帝初平、兴平年间建造，北阙高4.35米，南阙高4.53米，两阙相距26.19米。南北二阙身上部及阙檐下布满了车骑出行、童子捉鸟、二虎相斗等数十幅苍劲有力、古朴生动的汉代雕刻图案。在阙身中部，有梁武帝大通三年（529）起，镌刻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造像42龛（组）以及六则题记。据《绵阳县志》记载：“平阳府君神道，在绵州。题云：‘汉平阳府君叔神道’凡八个字，刻于石阙。”蜀中才子李调元在文集中记载此阙为“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即“杨”与“阳”之分。1914年，法国汉学家维克多·色伽蓝曾赴绵阳考察，其所著《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对平阳府君阙做出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复杂石阙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提及阙上的南朝梁大通三年佛教石刻造像是四川唯一独存的梁代佛教造像，是研究佛教宝贵的实物资料。1939年末至1940年初，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学者在绵阳考察汉阙，根据县志的记载正式将此阙定名为“平阳府君阙”。关于平阳府君阙主人身份认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考证认为，此阙主人为蜀汉重臣李福。李福，益州豪强，梓潼郡涪县人，《三国志》有传，曾任江州都督、扬威将军，入为尚书仆射，册封平阳亭侯。诸葛亮临终之际，奉命询问国家大计。

李业阙，位于梓潼县长卿镇南桥社区。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36），为单出独阙，独石刻成，阙顶为后世所配。高2.5米、下宽0.9米、上宽0.7米。阙身正中阴刻隶书“侍汉御史李公之阙”八字，其下刻清道光末年题记，记述时任知县周树棠发现此阙残身及移至李节士祠安置的经过。新中国成立专门修亭保护，有关此碑的三通明碑，一通清碑也立于亭内。《后汉书·李业传》记载：“李业，字巨游，梓潼人，西汉末年举明经，除为郎。新莽时举孝廉方正，不就公孙述据蜀，累聘出仕，业抗拒不从，为述所杀”。公孙述“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业子逃辞不受。”东汉建武十二年（36）灭述后，旌表其闾。故此阙建于东汉初年，为全国诸阙较早者。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李业阙在宋代以前就已部分残损，但双阙还在，到了明代，李业墓已不存，仅有石阙屹立。明武宗时期，剑州知州李璧曾写道：“按《一统志》，汉议郎李业墓在梓潼县西五里。则此为业墓明矣。然其石阙乃题曰：‘汉侍御史’，而不书‘议郎’，岂光武表闾之际改增此官耶？”为了标明李业墓所在，李璧树立了石表。明嘉靖六年（1527），四川按察使佥事又将李业阙附近的“水草庙淫神撤去，改为李业祠堂。”明末清初，李业祠毁，李业阙坍塌。清道光十四年（1834），梓潼知县徐凝绩重建了李业祠。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周树棠在李璧所立石表旁找到了李业阙的一段阙身，并将它移置在李业祠的东庑中，这就是现如今我们所见的李业阙。梓潼还有一处阙名为“贾氏阙”，尚未深入研究，但据《舆地纪胜》等相关资料可以证明，此阙墓主人为蜀汉重臣邓芝。邓芝为蜀汉名臣，在蜀汉官至江州都督、车骑将军，封阳武亭侯。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命，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汉阙作为两千年前留下来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人文、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充分保护和开发的文物资源。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