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甲骨文记载的北方和西方方国近70个,势力强大,与商王朝时敌时友,交往密切,共同构成了商王朝政治版图。考古发现不断显示陕北黄土高原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提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考古例证。
20世纪4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已经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清涧、绥德、子洲、子长、延川、延长等县近40个地点,数量超过200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地区已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1983年至1991年发掘的清涧李家崖遗址和2012年至2016年发掘的清涧辛庄遗址,两处遗址均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和与铸铜活动有关的遗存,是研究商代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材料。近些年的调查也显示,这一地区商代遗址数量并不少见,尤其以清涧、绥德两县及附近地区最为密集。一般认为包括上述地区在内的南流黄河两岸的商代文化遗存属于李家崖文化范畴,并引起学界长期关注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共识,但由于考古工作薄弱和滞后,以及始终未能发现高等级贵族墓葬,加之绝大多数青铜器为偶然所得而缺乏明确的出土背景信息,都严重制约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陕北地区商代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决定重启陕北商代考古工作,联合市、县相关单位,组建清涧考古队,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收获。
一、调查初步廓清了寨沟遗址的聚落范围和特征。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沟壑纵横、梁峁相连,是黄土高原典型的黄土丘陵地带,东距黄河直线距离约10公里,西距无定河直线距离约5公里。遗址文化内涵与清涧李家崖遗址、辛庄遗址相似,均属李家崖文化遗存。
遗址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灰坑以及采集陶范等不同功能遗存或遗迹,散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分布在约3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体”分布特征。其中以寨塬盖面积最大,约20000平方米,整体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邻沟,仅北面由窄梁与外界山峁相连。顶部由东西两部分组成,西部较低,呈长梁形,东部较高,呈四角方形,东西落差约7米。盖顶平坦、留有大面积夯土遗存,四周陡峭,夯土护坡。墓葬中以后刘家塔墓地等级最高,西距寨塬盖直线约3公里。相比陕北以往发现的李家崖文化遗址,寨沟遗址具有规模大、等级高、要素全、周边铜器点密集等特点。从已有迹象来看,该遗址在商代晚期当是一处重要的区域中心所在地。
二、调查勘探发现商代高等级墓葬。在寨沟遗址及周边调查勘探中,发现9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字形墓葬,分布在解家沟镇和高杰村镇,其中8处分布在寨沟遗址外围,一处“甲”字形墓地距离李家崖遗址较近。墓葬南北向分布,“甲”字形墓室在北,墓道朝南,墓葬总长约40米,最长约68米,深13-18米,这是陕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
三、发掘了后刘家塔长梁墓地。墓地位于寨沟遗址东约3公里的长梁顶上,共有4座商代墓葬,南北一字排开。M1为“甲”字形墓,位于墓地最北边,M2-M4为竖穴土坑墓,依次向南分布。墓葬口大底小,尤以越深的墓葬收分越大。M1墓道和墓室无明显分界,墓道朝南,斜坡式,宽4.65-12.2米,墓室宽12.95米,墓葬总长39.4米,深12.2米;墓壁粗糙、不规整,东、西、北壁收分极大,东、西两壁还见有1-2层不规则的窄生土台;墓室底长8.15、宽3-3.7米,仅放置一棺;有2处盗洞分别从墓口打入棺室南、北两端,其中一处盗洞内发现有完整的人上肢骨,推测墓主人尸骨未腐烂时即已被拖出,盗洞为早期盗洞。M3墓口呈四角内收的长方形,长10、宽9、深11米,墓向南北向;东、西两壁不规则,有3-4层生土台梯次内收,南壁较直,北壁收分较大;墓底长4.60、宽3.00-3.16米,同样仅放置一棺;墓葬被盗,盗洞底部发现一副人骨斜趴在盗洞东北角,人骨头向东、面向下,双手上扒盗洞壁,上半身趴卧,右腿弯曲,左腿蜷缩压于腰下,可能为盗墓者遗骸。M4墓口长11.3、宽7.3、深7米,形制与M3类似。三座大中型墓在木棺之上均发现有殉车的迹象,M1殉车4辆,M3、M4殉车各1辆,车轮距1.84-2米,轮径1.3米;但因棺室坍塌下沉及盗扰破坏,殉车保存不佳。M3盗洞中还发现有马骨,经鉴定属于2个个体。M2为小型墓葬,墓口为南北向长方形,长4.7、宽2.72、深2.76米;墓壁较规整,略有收分。四座墓葬具均为木棺,由木板拼接而成,平面呈“ ”字形。墓主人遗骨仅M3得以完整保存,且有移动迹象,葬式现状为一腿微曲的仰身葬,头向南。墓主人性别经初步鉴定M2为女性,M3、M4为男性,M1因残骨较少暂未定明。
四座墓葬均遭到不同时期严重盗扰,但仍共出土铜、金、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200余件,较为重要的有M1出土的铜车马器,铜铃、铜轭首、铜觽形器、镶绿松石铜八角形衡饰、衡末饰、铜泡等,组合完整,位置清楚。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短喙、双翅外展,鱼尾形燕尾,满身镶嵌绿松石,背面有一横梁,尤为精美。M3出土兽面纹骨柶,长45厘米,正面雷纹衬地,由五组兽面纹组成,以绿松石点缀兽面角、目、鼻,工艺精湛,与殷墟王陵区M1003大墓出土器物极为相似。M4出土三件云形金耳饰,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一类金器。此外还有铜镞、铜斧、海贝、玉器、鳄鱼骨板等器物。后刘家塔长梁墓地系陕北地区首次经科学考古发掘并确认的商代贵族墓地,其墓葬形制、葬俗等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少数随葬品亦为首次所见。精美的随葬品中,一部分与殷墟王陵区大墓出土品相似或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色彩。
寨沟遗址及周边区域考古发现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第一,寨沟遗址是陕晋高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遗址,在与中原商文明同时并存的区域政体中十分罕见。
第二,发现9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字形大墓,是陕晋高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晚商墓地,是商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第三,寨沟中心聚落和大型墓葬的发现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以往偶然发现的数十个比较丰富的铜器群,就应该出土自这类高等级墓葬,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为今后该地区的工作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第四,首次在晋陕高原发现了商代晚期的车马遗存,为探索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第五,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总之,现有考古工作已经初步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且与中原殷墟文化联系紧密,远超以往认知。陕北商代考古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疆文化交流与互动均具有重要意义。(执笔:孙战伟 于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