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无时不在。近日，广州博物馆推出的“守正 创新——文物里的广州智慧”展，体现了广州文博人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思考。展览分为“体制机制”“材料技术”“思想教育”三个部分，重点展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超越，在地方、国家和世界的维度积极贡献广州智慧，推动文明进步的代表性人物、文物、事件，凸显广州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兵南下，将岭南大地正式纳入秦的版图，加快了这一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继续推行秦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民族杂处的历史背景下，赵佗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通过让越人参与管理政权、鼓励汉越通婚、尊重越人习俗、引导改变越人好相攻击之习性、因地制宜以越人自治、妥善处理与邻邦关系等举措，稳定岭南大局，引入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字、技术，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展览展出汉代云纹瓦当、“长秋居室”席纹陶瓮等近20件具有汉、越、秦、楚、巴蜀以及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元素的广州考古出土文物，它们正是2000多年前“和辑百越”民族政策的有力物证。这一政策得到汉高祖高度认可，也使岭南地区出现汉越融合、美美与共的社会局面，迎来了第一次跨越式大发展。文帝初年，汉文帝专门致信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开启了中国边疆自治的先河。

广州自古以来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港口，1000多年前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回溯2000多年的建城史，处在大陆与海洋交汇点的广州是古代中国海贸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是市舶贸易制度先行先试之地：唐朝政府在广州首设主持市舶事务的常设性职官市舶使，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广州首设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修定并推行《广州市舶条》，设官、置司和立法的开创性举措均在这里最早实施，切实可行后再推广至沿海诸路。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随后在对外贸易中设置官商制度，即由官方指定十三行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纪，总揽对外贸易，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1757年至1842年，指定广州对欧美航海国家“一口通商”。上述一系列由国家主导的海贸体制机制创新，使广州成为2000年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唐代长沙窑青釉执壶、北宋西村窑凤首壶、明龙泉窑青釉刻花大瓷盘、明万历青花花鸟纹碟、19世纪《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玻璃画等中国外销代表文物，见证了广州成为中国与世界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重要枢纽的辉煌历史。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面对新挑战、新事物，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谋求突破与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变则通”的创新思想。

新材料新技术融合，开创美好生活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改变了人民生活，更带动了世界变革。先民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在日常生活中善于思考与发明创造，涌现出诸多智慧成果。

如1956年广州大元岗出土的东汉陶灶，这一多眼灶利用上方煮食产生的热能温热两侧水缸的水，体现岭南人在煮食过程中环保节能的创新。1988年广州市新大新公司出土的西汉大阶砖堪称一绝，早在2000多年前，广州人就用它来铺设房屋地面，除防潮防湿外，陶砖还有优良的透气性、透水性、耐腐蚀性，且具有良好的抗冻融能力。在世界玻璃制造史上，西方和中国的玻璃器均长期停留在立体器上，大面积平板玻璃直到17世纪欧洲铅玻璃制造技术和革新熔化技术被发明后才逐渐大规模生产。至18世纪，大块彩色平板玻璃才由欧洲输入中国，当时是皇室贵族才能见到的奢侈品，甚少被用作建筑构件。广州在口岸贸易过程中成为中外玻璃生产和贸易集散地，工匠们一方面将进口玻璃镶嵌在传统门窗上，更学习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创新研发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岭南建筑构件广式彩色玻璃窗，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清代广州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应海外市场需要灵活变通，吸收融合新材料新技术，生产出行销四海的广式工艺精品。展览展出18世纪至19世纪通草画、玻璃画、象牙细密画、石湾陶、广州彩瓷、画珐琅、透明珐琅以及材质多样的精湛广雕，见证了200多年前广州工匠面对全球化贸易浪潮，继承传统、创新求变，展现了中国制造的创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地区涌现了“岭南医祖”“铁路之父”“飞机之父”“相机之父”等科技英才，在其所处时代引领国人前进的步伐。如最早发现青蒿抗疟功效的道教理论家、医药学家葛洪，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中国近代科学先驱邹伯奇，主持修建我国自主设计建设首条铁路的詹天佑，让中国人设计制造的首架飞机成功腾飞的冯如，自行研制中国首架水上飞机的谭根等，他们孜孜以求的科学求索精神和引领时代的发明创造，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奋勇前进。

思想与教育创新，涵养人文特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思想与教育创新，有力推动了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民族融合、中外交流贯穿始终，思想碰撞出闪光的火花，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四库全书、四大名著等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绚丽的篇章。由宋至清，岭南地区涌现出许多思辨开拓、影响全国的学术流派和思想理论，如崔与之与“菊坡学派”、陈献章与“白沙学派”、湛若水与“甘泉学派”、朱次琦与“九江学派”、陈澧与“东塾学派”、康梁师徒与万木草堂等，体现出思想创新的旺盛生命力。

明代以来广州书院林立，数量居全国前三。清代地方名儒和督粤重臣更以超前的办学理念，推动岭南书院在办学理念、教学转型上领风气之先，如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倡导因材施教、讲求实学、自由研究的学风，使广州成为岭南的教育和学术中心。展览中的道光三十年（1850）学海堂夏课题、清代菊坡精舍新设经费章程及课卷、张之洞手札、梁鼎芬与广雅书院学子十七人合影原件等，让观众感悟200多年前教育家们对人才的重视与珍惜，更希望莘莘学子“砥砺名节，关心时务，吸收新知，并使他们能出仕则为国家栋梁，为民则成为社会中坚”。至今广州留存的200多处学宫、书院、书室、书社、家塾等古代教育场所，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文脉书香和求索创新的精神传统，也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体现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体现在创新求变、开拓进取的生活智慧，更体现在百家争鸣、灿烂辉煌的文化硕果。知古鉴今，从文物中感知古代智慧，从历史中探寻、把握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用文物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