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新疆精品历史文物2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52件（组），包括金器、木器、陶器、青铜器、丝织品、简牍文书等品类。展览紧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的展示和价值阐发，紧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的阐明，充分展示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

金银器

虎纹圆形金牌饰  战国，直径约5.3厘米，国家博物馆藏。金牌饰用圆形模压捶揲的方法制出一只凸起的老虎纹样，整体卷曲成圆形，虎前体作曲立状，昂首呈起跃式，肩部和臀部装饰螺旋纹，饰有飞翼，后肢朝上翻转，极富动感，属于典型的欧亚草原风格的纹样。

八龙纹金带扣  汉代，9.7×5.9厘米，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较短，靠近前端有环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金质模压捶揲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设计繁缛。此类金带扣流行于汉晋时期，出土龙纹带扣的地区既是该时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国、乐浪郡，也是汉文化的影响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出现汉式穿云、浪龙、群龙纹不足为奇。以龙纹辅以掐丝、金珠等细金工艺，配“青碧、闵瑰”的宝石镶嵌手法，应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工艺的影响。

土尔扈特银印  清代，10.8×10.8×9.8厘米，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征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方形，铸有蹲兽印钮。蹲兽后足卷缩，前足支持地面，腹下空洞为钮穿。兽有眉眼及双耳，身上的毛皮为堑出。造型机警精巧，颇具动态。官印用满蒙两种文字刻出印文、监造机构，铸造年号及编号则仅用汉文楷书刻于印侧。这枚印章是清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诸部首领封爵赐印的历史物证。清政府封赐渥巴锡“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全印文即“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其他东归蒙古首领也分别封爵赐印。该印即为其中的“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路盟盟长之印”。

青铜器

“君宜高官”铭文铜镜 汉代，12.3×12.3厘米，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夫妻合葬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镜圆形，桥钮。镜缘呈内斜的宽边，边缘与中间凸起的同心圆之间恰好形成凹槽。同心圆内饰两组图案：外圆是八个联弧，联弧间点缀小圆纹；内圆是围绕镜纽翱翔的四只蝙蝠纹，蝙蝠之间嵌“君宜高官”四个小篆汉字。纽孔内穿丝带。铜镜出土时装在绣花的绮套内，放在藻奁的最上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有类似形制的“君宜高官”铭文镜出土，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等亦发现有汉式铜镜，体现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木器

箜篌  春秋战国，75×12×28厘米，2003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吐鲁番博物馆藏。箜篌音箱颈和颈头为一根圆木挖削成为一体，颈头凿孔装弦杆。音箱长方形，底部中间有圆形发音孔，颈和音箱厚度相等，颈头略宽扁，孔中插弦杆，弦首有明显的五道系弦的痕迹。

陶器

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  唐代，19.5×7.5厘米，1976年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陶饮器上部分是平宽沿口，人首，下部是牛头式小圆孔。人首戴高顶螺帽，额广眉隆，鼻梁坚挺，上唇上的胡须外展卷翘，厚唇似合非合，面带微笑，下颌长须呈波纹。牛头接紧人首颈部，微微上翘。牛角竖立拢圆，牛眼圆瞪，牛嘴撮拢成小圆。饮器上下两部分内腔相通。这种饮器造型源自来通（Rhyton），即一种末端采用动物（或人形）的角杯，来通是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常见流行的饮酒器具，反映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

丝织品

蓝地人首马身纹缂毛布 汉代，116×48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原为一大型壁挂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条裤子，两裤腿已分离。图案为“马人”，在蓝色地上，由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出人首马身的“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作吹奏状，身披兽皮向后飘扬；下部是在红色地上显出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发曲卷垂肩，身着饰花带的红长衣。这种公元前后由西方传到新疆的缂毛织物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对中国唐宋时期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烟色狩猎纹印花绢  唐代，44×29厘米，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织物为多块拼对复原，存左幅边，平纹地。主图案为一头向右奔跑状马，上骑一回首射狮狩猎者，马后为一立状张牙舞爪狮子，猎狗追兔，猎鹰捕鸟，以及植物环绕狩猎者。整个画面生动写实，气氛紧张。马的颈后部有烙印，应为当时官马的标记。图案上下连续，左右对称，反映唐代上层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情景。采用夹缬花板印花，先染绢为烟色，用模板夹紧织物，涂浆剂，除去深色，遗有浅白或浅黄色图案，洗净浆剂即为成品。这件典型的带有萨珊王朝风格的狩狮风格织锦是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结果。

书画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  晋代，72×22厘米，1965年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内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该文书残存40行，约570字，中有残缺。文书出土的陶瓮中还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等文物。残卷起自魏黄初二年（221）刘备帅军伐吴，至吴黄武元年（222）九月，魏伐吴，权“卑辞上书”，及魏文帝曹丕回书止。

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  唐，538×27厘米，196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吐鲁番博物馆藏。此件文书为“唐景龙四年（710）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年”仅12岁的学生卜天寿书写，内容为《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等。有意思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卜天寿，在做完作业后，还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需侧眼看。”“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诗作生动刻画出了顽童心理。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反而充满了人类心灵今古相接的鲜活气息。从文献角度看，《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虽然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残本，但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子，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以及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