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铛阁王家大院原住民王昌烜于2022年12月16日病逝。闻此噩耗，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王昌烜生于1953年，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是浙江山阴（今绍兴）王氏迁居天津的第18代。和他一样生活在老城老街老建筑中的老居民有千千万，但他平凡的一生却因对家的守护和信仰，让认识他的人，无法忘却。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续天津县志》载：“津门王氏，巨族也”，遂有王家大院。2009年，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考古学家陈雍在《王家大院调查报告》中介绍，王家大院坐落在铃铛阁历史地段北部，包括15个院落和近60间平房。各院落主体建筑基本存在，建筑特征体现的年代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各个院落依据中央通道布局有序，平面构成“非”字形格局。

珠玉蒙尘，重新识得王家大院，多亏有个王昌烜！因怕族人遗忘家，怕世人不知王家大院，王昌烜的后半生一直奔走述说着他所亲历和先辈讲给他的历史。2008年初，我们到铃铛阁做文化遗产调研，他热情迎上来。这次相遇，恰好发现王家大院祠堂住户装修，从墙上起出清道光年间的《旌表节孝外祖母王母焦太安人碑记》。我们当即通知文物部门运走收藏。那一刻，他脸上洋溢出幸福而又骄傲的笑容，瞬间又变得焦虑，“我记得没错吧？院里还埋着好几块碑，千万不能破坏啊！”

从这天开始，一遍遍巡查各院落的一草一木，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规定动作。尤其是在拆迁的那些年，他更寤寐难安，只要听到门外有动静，就会跑出去劝阻。家人怕他激动，却拦也拦不住。他说，王家大院就是他的命！

2009年，文化部颁布《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将此告知王昌烜，他斩钉截铁道：“我要提申请！”于是，他第一时间向属地红桥区文物部门提交了《关于将“王家大院”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申请书》（同时提交的还有我和张强《关于将“马家店遗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申请书》）。10月20日，《中国文化报》刊文称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例依据《办法》行事的文物保护事件，该事件一方面标志着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觉醒，另一方面，《办法》刚出台申请便开始涌现，也证明在大规模建设、改造浪潮中，我国城市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2010年2月，我们在京召开“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会”，文物考古领域权威专家谢辰生、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还询问了同在铃铛阁的王家大院情况。徐苹芳先生认为，“这是一座有别于福建土楼、山西乔家大院和北京四合院的民居形式，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是研究社会家庭结构史的新材料。一定要保护好！”四位老先生临时商定，联名致信天津市领导，呼吁保护王家大院。不久后，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对谢老等专家表示感谢，要求“一定要保护好历史建筑”。

外界的惊涛骇浪，对于王昌烜来说依旧是漫长的期盼和不断的询问……这一等就又是十年！但他从未放弃，哪怕面临生活困境，也从未想过为自己争利益。有人找他来谈拆迁补偿，他讲的都是老房子不能拆。

志如钢铁，终抵不住推土机。2019年被强制执行时，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贵重物品，他执意要运走自己保护下来的老门板。安置妥后，他给70岁的文保志愿者张强打电话，提出要把这些抢救下来的建筑构件捐给国家。几经协调，红桥区文管所同意接收。为了不给王昌烜再添经济负担，张强悄悄雇来搬家公司，瞒他说：“搬运费文物部门给出。”那一刻，手捧捐赠证书的王昌烜，已从魁梧大汉变成羸弱老者。斯情斯景，让我怎能不动容。

从事文物保护这些年，遇到过很多“王昌烜”式的人。就像那首歌中所唱——“你是谁？为了谁？”他们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老城老街老建筑中的人们，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爱是生命中无法割离的自觉，他们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坚强后盾。犹记得，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嘱我推荐诸葛村支书诸葛坤亨参选“薪火相传”人物时，反复在讲：“这些年如果没有坤亨在村里支持配合，我们的保护只能是纸上谈兵啊！”

冯骥才先生亦曾对我言，志愿保护文化遗产者身上都有殉道精神。这让我又不禁想起已年过八旬的赵为国。如果没有冯先生的保护和他的坚守，今天大运河畔的估衣街上，怎还会有劫后余生，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谦祥益绸缎庄旧址。

20世纪60年代初，谦祥益还是小商品批发公司，赵为国分配到此，从职员一直干到经理。他第一次迈进这栋建筑，就被深深吸引，“我爱上了这房子！”把爱付诸行动，在“文革”冲击中，他机智保全建筑。在经济大潮中，文物贩子频频开出诱人条件，他说自己胆子小，这些都是文物，偷梁换柱的事不敢干！

赵为国胆子可不小。二十多年前，面对拆迁，他顶住层层压力，坚决不签字。后来一度被调查。他不忘叮嘱职工，看护好房子，给大家鼓劲，“不要怕，有冯骥才在保护估衣街！”平安归来后，冯骥才先生让人送来一瓶酒，盒子上深情写着：“赵为国先生：欢迎你回来！经济无罪，文化有功。”两年前，我去看望他，谈至此，他哽咽了……回忆过往，他说自己从未后悔过，我眼眶湿润了……

与赵为国一样的，还有“文保厂长”王可有。他18岁进入船厂，知道这曾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日久生情，便有了大胆的想法——为何工厂不能建一座博物馆呢？担任厂长后，“保护文物”成为铁律，“我对工厂的领导班子说，老设备不是废旧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产，一件也不许卖！”对于船坞遗址、海神庙遗址出土文物和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他都明确制作标志保护，“地下的东西，一铲子都别给我碰。”2000年10月28日，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落成。

几年后，中央大道启动规划建设，其中海河隧道要穿船厂。王可有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在专家们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声，据理力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船厂主动制定几百套工作服，赠送给各区县。他说也有“私心”“工作服上都印着‘大沽船坞’四个字，每个普查员都是我的宣传员。他们走到哪，哪里就有更多人知道大沽船坞，知道的人越多，就越能保护下来。”

2008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了。不久后，市里决定隧道改线，大沽船坞遗址得以保全，最终还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28日，大沽船坞迎来130岁生日，单霁翔为《图说大沽船坞》作序。当我请谢辰生先生为此题词时，老人家不假思索写下“国之瑰宝”。

对于居民来说，老城老街老建筑是他们休戚与共的家。当初地铁建设要拆除杨以德旧居，住在角楼的李大娘跟我说，“孩子们要接我走，但我舍不得这房子，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从20世纪50年代初住进来，她就觉得这房子建得讲究，靠得住。“我信这房子护得住我们。”唐山大地震时，别人都往外跑，她搂住几个孩子蜷缩在一起，一步没动。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再经过已被夷为平地的这里，都会抬头望去，仿佛老人还站在二楼走廊……

我们不能忽视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那些年，老城拆了，南市拆了，我牵挂着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联合电台和报纸搞“温情邻友会”，请大家重聚，重温与老城老街老建筑的情愫。难以忘记，一位老城居民说，快拆迁的那些个夜晚，总睡不着，就想出来转，碰到邻居，彼此还开玩笑“这不成夜游神了嘛！”但大家心照不宣，这是想记住每一个角落，梦里回家不迷路！难以忘记，那位南市居民说，现在都在建文化中心，“大家想想，文化中心有的，咱南市哪样没有啊？”那一刻，掌声中夹杂着泪水……

我要大声颂扬他们！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爱，是真切的生活，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自信。我们保护老城老街老建筑，离不开生活的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