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至2007年，位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的两周之际芮国贵族墓地，历经数年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多达上万件（组）玉器，其玉质之佳、雕琢之精、造型之丰、用途之广，在两周考古中实属罕见。这些玉器中既有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又有四千多年前齐家文化的玉璧、玉琮，以及大量商周至春秋早期的作品，其年代跨度之大在我国百年考古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M27、M26的芮桓公和夫人仲姜墓中各出土一件春秋早期七璜联珠组玉佩，使用年代至今已有2800多年，色泽瑰丽，制作精湛，文化特色十足，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可谓“集天地之灵，合一组吉玉，具五德之美，现故国韶光”。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墓中随葬成组玉佩饰在两周时期较为流行，如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及甘肃宁县石家墓地都发掘出土此类实物。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图1）出土于梁带村M27墓主芮桓公的颈部及胸前，直达下肢部分，排列较为整齐，各个玉组件基本保持下葬时的位置。复原总长度约103厘米。现收藏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系一级文物，为芮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该组玉佩由一件圆形玉牌和七件自上而下、由大到小依次递减的玉璜组串而成，各璜之间又以左右各三串的玛瑙珠相互联缀，最上端的圆形玉牌则以左右两串玛瑙珠与玉璜相联结，挂于颈部且达到腹下。其中玛瑙珠共有737颗，绝大多数为红色，少量为橘黄色，个别白化现象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玉璜两侧上端的穿孔不止三个，远多于玛瑙串饰所需的穿孔数，推测其余穿孔可能是用来绑缚类似流苏的丝织品，但在墓葬中已然消失无踪。

虽然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的使用时间在春秋早期，但却没有一个组件是春秋早期的作品，皆为先前之遗留或对其稍做改制。最上端的圆形玉牌和第一件、第四件玉璜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昭穆时期，第三件玉璜是商代晚期的玉龙改制而成，第二、六、七件玉璜属于西周晚期，第五件玉璜则是西周中期的作品。特别是第三件商代玉龙改制的玉璜和第四件凤鸟纹玉璜，构思巧妙，造型别具一格，雕琢工艺高超，纹饰精细流畅，给人以美的感受。

该组玉佩由上及下第三件玉璜（图2、3）系商代玉龙改制，长11.4厘米、宽2.2厘米、厚0.4厘米。豆青色玉质，局部受沁，有灰白色斑纹。玉质细腻，微透明。器身超过二分之一圆弧，器体较厚，正、背面均留有两周旋切痕。尽管在春秋早期作为玉璜使用，但本器原为商代晚期的玉龙，头角后方和嘴部的穿孔才是原始的制作。初始制作年代为商代晚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玉龙各方面的特征皆是商代晚期的典型风格。例如龙身上有数道隐而不显的同心圆，以及玉龙头尾的圆弧轮廓可延伸成为完整的璧环造型，均证明其切割于圆形玉料，符合晚商玉器分料的制式化流程。

同时，尾部的镂空工序则为钻孔后再以砣具自外向内旋割，形成外宽内窄的三角镂空，从而勾勒出龙尾勾转收尖的造型艺术，这也是晚商玉器典型的制作工艺。另外“臣”字目的制作手法，是先将龙目的外廓完成，再加上中央圆形的眼球，这同样是商代晚期标准的玉器特征。所以说本件玉龙实为晚商的作品，龙首和龙尾共九个新的穿孔是为了作为玉璜使用而在后期所加。与之相似的玉龙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中也曾出土。

尤为精彩的是第四件凤鸟纹玉璜（图4、5），长10.4厘米、宽2厘米、厚0.5厘米，玉质呈冰青色，器表略微有白化现象，细腻温润，半透明。左端有7个穿孔，右端则为3个穿孔，除了两端居中的穿孔为原始制作之外，其余穿孔均系后期加制。玉璜正面布满纹饰，背面光素无纹。纹饰为左右对称的两只高冠凤鸟，形神兼备，勾喙向外，羽尾向中央蜿蜒交缠，腹尾之间剩余面积则雕刻充满张力的足爪。左侧凤鸟羽尾自羽翅末端朝身后扬起，环绕过顶，收尖于勾喙之前，创造出回旋流畅的动态感。此类头戴竖直羽冠的凤鸟，身躯交缠的图案形式，皆是西周昭穆时期的典型风格。相类的构图在山西晋侯墓地M113也有出土；至于羽翅和羽尾内所填饰的羽纹零件单元，也是本时期的标准纹样。

毋庸置疑，此件凤鸟纹玉璜的初始制作年代应为西周早中之际的昭穆时期，当流传至春秋早期因应新的需要，再加上其他穿孔而作为墓主生前佩戴之用。

由此可知，本组玉佩乃搜集不同时代的作品重新串结而成，并对个别玉璜采用圆雕、透雕、斜刀阴刻线纹和单线阴纹、抛光打磨等雕刻技法，这说明制玉工匠掌握成熟的图案设计技术。有学者认为，改制玉器对判定器物的使用年代最为有利。只要改制，至少会有两个年代信息，即器物年代和改制年代。可以说，芮国墓地M27出土的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是前代“文物”的汇集，其珍贵程度更非寻常组玉佩可以比拟，对于探讨其时服制和礼制的特点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同时，依据这件组玉佩中的部分玉璜从商代流传至春秋早期依旧使用这一实物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折射出周人对先前玉器比较重视，十分珍惜。史料记载，周灭商后，将缴获的包括商代玉器在内的战利品，分赏给周代宗姓诸侯和有功的大臣，芮国作为姬姓封国，拥有商周早期玉器，并用于陪葬，是合情合理的。

众所周知，周代礼乐制度以严密著称，人们衣食住行皆有章法规定。包括两周时期统治者用玉，不仅赋予其多种含义和社会功能，还根据主人地位、官级、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使尊卑有度，规范森严，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并被纳入“周礼”体系，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出土文物情况来看，“以玉璜为中心的珠玉组合成为可与鼎簋相应的周代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物”。因此，周代玉璜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周礼·典命》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芮桓公身为诸侯国君，为公侯一级，应为“七命”。其所陪葬青铜礼器“七鼎六簋”，七件列鼎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显而易见，“七鼎”和“七璜”都是“以七为节”，同文献记载相符，合于礼制。换句话说，“七鼎”与“七璜”也印证了当时芮国的诸侯国地位非同一般。当然，在两周时期也只有高等级贵族才有能力拥有及使用多璜组玉佩，组玉佩中玉璜的数量越多，形制、纹饰越复杂，所传递出的专属性则越突出。

《礼记·檀弓上》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据此可知，周人崇拜红色，以致下葬要选择在清晨日出、红霞满天的时间段，打仗作战要骑红色的马，祭祀用的牛马，也必须是红色的。梁带村M27芮桓公墓也是“周人尚赤”很典型的例证。该墓不仅出土了七璜联珠组玉佩，还有各种项饰组玉佩、左右手腕饰组玉佩（图6）、饰棺贝玉串饰等，其间主要串结红色玛瑙珠、管，种类多样，大小不一。据统计，仅在芮桓公墓内出土红色玛瑙珠、管共8531颗。同时，内棺施撒大量朱砂（图7），厚薄不均，最厚处达2厘米，遍及墓主整个身体和内棺底板，发掘时墓主的骨骼和棺内随葬品多被染红。还在椁室随葬有多件朱底黑彩的漆木器，颜色鲜艳。

此外，对于包括七璜联珠组玉佩中737颗在内的芮国墓地两万多颗玛瑙珠、管，学界已有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叶舒宪先生通过梳理国内外考古出土红玛瑙珠材料，认为“商代晚期在殷墟王后墓葬中昙花一现的红玛瑙珠，开启了西周统治者大量使用红玛瑙的先河，但这不是殷商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文化传播延续千年的多米诺式结果，是草原之路的重要贡献”“红玛瑙珠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国际贸易对象，它和青金石一起，早于丝绸四五千年就在欧亚大陆上拉动了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在催生草原之路方面堪称先锋”。事实上，周人从草原之路抑或先秦玉石之路引入的红玛瑙珠，在当时被赋予“礼”的含义，与其他珍贵玉器有机搭配，构成新的礼器组合，以一种伦理人格化的佩戴标志而成为周人巩固统治的物质载体之一。简言之，红玛瑙珠在两周时期组玉佩饰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在当时社会，类似七璜连珠这样组合繁复的玉组佩，是君子自我道德约束，举止行为规范的代表“符号”；是兼具礼仪性质的特殊性装饰品。因其尺寸较大，显然不是贵族日常生活的普通佩玉，应是朝觐周天子、行聘礼或在祭祀、礼乐等重要场合中所使用的礼仪饰品。

该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因其组合关系清晰、出土位置准确、制作工艺先进，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等级较高的周代组玉佩饰，为研究周代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