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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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克伦

关于考古材料的运用  在研究古代陶瓷时一定会引用考古资料。由于我国考古专业的基本训练和课程还是集中在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上,对于至关重要的材料解释和历史重建并没有系统的方法论训练。长期以来,我国学界认为考古材料的解释主观性太强,这是因为考古材料的解释如果只是一种个人想当然的看法,这就难以做到科学的历史重建。考古发掘和发现只是收集研究的基本材料,分类和年代学梳理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必须重视考古材料的阐释问题,真正的挑战是把考古材料以一种相互关联和合理方式拼合起来并做出解释。比如,在杭州老虎山窑址,既发现了南宋官窑的地层,又在其上层发现了类似传世哥窑的标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传世哥窑器物的类比,这就还需要我们去探索南宋官窑与类似哥窑地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社会变革的情况,进而研究传世哥窑的年代和性质。

关于文献材料的运用  在古陶瓷研究中,提倡运用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运用文献资料,要注意探究资料的原始出处。如关于“龙泉哥窑”的历史记载,追溯其来源,竟然是来自于传说。嘉靖十八年(1539)陆深《春雨堂随笔一卷》是最早提出章生一生二兄弟烧瓷的材料;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书中提到“处州……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但是书中注明此说得自传闻,不知章生一和章生二为“何时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一书中进一步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破”。《七修类稿续稿》距《浙江通志》成书仅相隔五年,对“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的问题,具体肯定为南宋时人,并说“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这是我们见到的肯定章生一生二兄弟为南宋时人的最早材料。明嘉靖以后对哥窑弟窑的进一步演绎,大都来源于此。实际上,成书于成化年间的陆容《菽园杂记》一书对龙泉窑记录更早更为详细,从龙泉窑的分布、原料出处、制作工艺、装窑方法直到烧窑,描绘得极其细微,而对于“哥窑”则无只字提及。基于上述情况,宋时龙泉窑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的说法,从文献记录的资料看,开始是得自传闻,以后又进一步演绎而逐步形成的,缺乏直接的证据。

研究古陶瓷要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既要有微观的视野,更要有宏观的视野  研究古陶瓷,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因为古陶瓷生产作为一种手工业,与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社会和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在对元末明初一些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后对景德镇明代初年瓷业发展有如下认识:

从元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红巾军徐寿辉部攻克饶州,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收复包括饶州在内的鄱阳湖周围地区,十一年间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遭到多达十一次兵祸。其中不仅有农民起义军与元军之间的战争,也有起义军之间的争夺以及土匪的骚掠。

关于明代初年景德镇的社会情况可以从人口、耕地数的变化进行分析。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统计,与百年前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数据相比,浮梁县户数骤减了五分之三,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耕地则不及76年前的三分之一。人口和土地是封建社会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来源,是封建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人户与土地多少,往往成为王朝盛衰的主要标志。人口与耕地情况所反映出来的浮梁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原因,只能用元末明初的战争对浮梁地区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来解释。当时,景德镇所在的浮梁地区田园荒芜、人烟凋零、城野空虚、满目疮痍的景象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景德镇制瓷业自然不可避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元末战争之残酷在此可见一斑。因此洪武初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官窑是不可想象的。

古陶瓷研究与现代科技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教授开创了运用现代科技分析古陶瓷标本的先河,一直用的是化学分析的方法分析古陶瓷的胎釉,需要取样,主要分析常量元素。现在上海博物馆在国内较早运用X衍射能谱仪对古陶瓷标本的胎釉成分进行无损分析,不仅能分析常量元素,而且能分析微量元素,往往对古陶瓷研究带来意外的收获。如在对哥窑产地的研究中,分别测试了杭州、龙泉出土的标本,并且与传世官窑进行比较,证明传世官窑与杭州老虎洞遗址的标本一致,科学测试数据成为不可辩驳的证据。只有科学地进行标本选取,其数据才是可靠的。

上海博物馆王维达教授率先运用热释光分析仪器、借鉴牛津大学陶器年代测试技术,开创性地发展了瓷器断代技术,为距今2000年以来的瓷器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创新一等奖。严格意义上的瓷器断代分析,需要结合标本当地辐射“宇宙本底”的数据进行计算,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地质、标本埋藏地层的深浅对于宇宙本底的数据都有所不同。因为宇宙本底数据获取不易,现在往往被忽视了,有的采用南北方的平均数值进行计算,这对于瓷器断代研究,特别是年代少于1000年的标本测试,有时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要重视陶瓷经济学的研究  在进行古代陶瓷研究中,比较重视器物的造型、装饰比较,或者加上胎、釉颜色和质地的认识,往往忽视了陶瓷经济学的研究,比如不同时代、品种陶瓷手工业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陶瓷产品的流通与销售等等。如果没有经济原因,很难想象古代陶瓷发展的脉络。没有陶瓷经济学的陶瓷史是不完整的。由于“一带一路”研究的兴起,现在对外销瓷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中国古代陶瓷的主要消费者的研究比较欠缺。早年曾经在杭州看到一批极其漂亮的印花定窑标本,据说是从杭州南宋宫殿遗址发现的。但是我们对宋金分隔以后南北两地的经济贸易、交往情况,包括北方定窑产品的南下知之甚少。这需要补课。

古陶瓷鉴定的方法论  这里说的古陶瓷鉴定是指目鉴,应该说95%以上的器物都可以通过目鉴确定其时代、产地。古陶瓷鉴定离不开造型、纹饰、胎、釉特点等,我们在观察时,难免需要上手,这是因为“手感”往往是观察之外最重要的鉴定依据,上手包括感觉其重量是否合理,胎和釉的质感如何,彩绘的细部、底部的特点等等。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窑口产品的原料及制作方法,比如景德镇元代瓷器的成型是运用过去不常见的印模方法,留下的痕迹自然不同;又如高足杯杯体与杯把的粘结是用胎泥还是釉浆,往往是判断不同时代的依据。古陶瓷有的制作中留下的痕迹是不易仿制的,这成为我们鉴定真伪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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