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是一处黄土高原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完善了陇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更为认知该地区在史前阶段的意义提供了关键材料。陇东地区位于甘肃省东部、子午岭和六盘山之间、黄土高原西部，现今行政规划下包含平凉、庆阳两市全境。陇东地区诸多重要考古发现中，陶制建材尤为引人注目：一方面，以往考古工作表明，中国境内最早的陶水管和陶瓦皆见于陇东；另一方面，南佐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进一步揭示，中国史前陶砖（烧制砖）的肇始地亦为陇东。陶水管、陶瓦和陶砖的发现彼此印证，共同说明陇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史前陶制建材的“高地”。本文将陇东地区称为史前陶制建材的“高地”，一是由于陇东地域在景观空间层面属于李旻先生界定“高地龙山社会”的范围，更是意指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陇东地区在陶制建材领域取得了远超其他地理文化区的成就。

中国史前陶制建材包括陶水管、陶瓦和陶砖，而陇东恰记录了三者在我国的发端，具体出土情况如下：

陶水管  陇东地区的陶水管发现于老虎咀遗址和大梁峁遗址。老虎咀遗址位于蒲河上游的庆阳市镇原县庙渠乡，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聚落址，在该遗址中见有残长23米的陶水管道，共37节。陶水管单节长50~50.3厘米，直径11.8~17.2厘米，为红陶制作，两头接口一大一小，大端为母口，小端为子口，母口可与另一节陶水管的子口相连接，然后依次套接。大梁峁遗址位于庆阳市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西梁自然村，主体遗存与案板三期文化较为接近，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该遗址发现有一件器形类似排水管的器物，呈圆筒状，外径16.3、残长5.3厘米，器形特征与老虎咀遗址出土排水管类似，发掘者推测二者年代相近。

陶瓦  陶瓦在陇东地区多个遗址均有发现，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平凉市灵台县桥村遗址。宋江宁先生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人和单位多次在桥村遗址采集到数件槽型板瓦和筒瓦。宋江宁先生认为这些陶瓦的年代为龙山时代。

陶砖  陇东地区原缺乏史前时期陶砖的考古学证据，但韩建业先生带领的南佐遗址考古队在2021~2022年度南佐遗址宫殿区的发掘中，出土形制规整、保存较好的陶砖，首次补全了陇东地区陶制建材的拼图。

同其他地区相比较，陇东地区作为建筑材料“高地”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陶制建筑材料出现时间早。就陶水管的起源而言，周静先生指出陇东地区的陶水管年代早于龙山晚期平粮台遗址出土陶水管，张海先生明确提出老虎咀遗址所出陶水管“为目前国内发现之最早”。至于陶瓦，宋江宁先生指出现今最早一批陶瓦皆分布于陇东、关中（桥镇遗址）和陕北（石峁遗址、芦山峁遗址），而这三者恰都属于“高地龙山社会”范围。位于陇东的桥村遗址、俭头遗址等地出土的陶瓦，亦是这些早期陶瓦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最早一批陶瓦的实证材料。陶砖方面，多位先生曾就中国境内陶砖的起源发表高见，如邵晶先生和杨亚长先生提出的蓝田新街起源说、李乃胜先生所持凌家滩起源说等，均将陶砖起源追溯至距今5000年左右。而仰韶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南佐遗址最新考古实物表明，陇东地区同样见有中国最早一批史前陶砖，媒体称之为“中国最早的陶砖”。综合三种陶制建筑材料可知，不晚于龙山晚期，中国境内唯有陇东地区真正出现了“陶砖、陶瓦、陶水管”三种陶制建材的完整组合。

建筑材料“高度成熟”。老虎咀遗址所出陶水管与后世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基址北墙外所出二里岗上层文化陶水管高度一致，突出表现为典型的子母口接口设计。而年代晚于老虎咀遗址的平粮台遗址，其南门门道下出土的陶水管道则采用了将上一节陶水管小口套入下一节陶水管大口的连接方式。老虎咀遗址陶水管的子母口接口设计一方面能够保证各节水管紧密相连，避免漏水并减少连接处粘合材料的耗费；另一方面，这样的设计赋予了每个管道接口处较强的冲击力，以增加水流速度，从而有助于将更多沉积物冲过管道，降低管道日常维护成本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再者，就陶瓦而言，陇东出土陶瓦不见制瓦技术摸索和实验阶段的产品，而是在出现之时便表现出成熟瓦的特征。就如宋江宁先生指出，较之于西周和秦汉时期陶瓦的类型和组合，龙山晚期的陶瓦形制已近乎成熟。南佐遗址所出陶砖的材料暂未正式公布，但从流出图片来看，其形制规整，同后世红砖在形制和结构上已颇为相似。由此不难看出，史前时期中国陶制建材在发端于陇东之时，即在技术层面高度成熟，其背后更蕴含着高度发达的建筑理念及其体系。

陇东地区缘何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突然成为史前陶制建材的“高地”呢？笔者认为这或是欧亚大陆长距离交流的产物，其原因如下：

陶制建材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出现早于中国。现有考古资料表明陶制建材在近东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距今6500年至7000年之间，在这一阶段，伊拉克北部马德湖（Maddhur）土丘曾将烧制砖用于搭建聚落排水管道。距今5100年左右，烧制砖开始搭配泥砖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广泛传播并大面积使用，例如在埃利都（Eridu）和乌尔（Ur）两座城市都发现了乌鲁克时期的烧制砖。距今500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哈布巴·凯比拉（Habuba Kebila）、希腊克里特岛（Crete）、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Harappa）和瑙沙罗（Nausharo）等多地先后出现了陶水管。至于陶瓦的起源，距今5000年左右，希腊爱琴海地区的阿戈里德（Argolid,）、科林西亚（Corinthia）和阿提卡（Attica）等22个地点均出现早期陶瓦。综上，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陶制建材出现年代和使用普遍性明显早于我国。

陇东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笔者在分析欧亚交流网络时提出“额济纳河交流区”(Ejin River Transfer Zone）这一概念，指出这个区域以甘青和内蒙古西部为中心，通过额济纳河（也称弱水或黑河）北向直接连通草原，是早期中国对外沟通的前沿。而陇东恰位于额济纳河交流区的东部，并进一步连通中原地区，是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陇东地区是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三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中转地，而陶制建材最早出现在陇东这种长距离互动的前沿地带也十分合理。

距今5000年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已然出现。有关这一问题，笔者曾从耕种谷物、家养动物、金属制品和陶器风格等多个维度分析，说明距今5000年左右额济纳河交流区已出现同欧亚草原的互动。李旻先生则提出“东亚、中亚、北亚互动圈”这一概念，指出三个互动圈之间存在跨区域知识与物资流动，同时认为公元前三千纪晚期高地龙山社会成为北亚、中亚社会互动的前沿。李水城先生基于对生活资料和作为权力符号的权杖的系统梳理，揭示出源自西亚的文化因素于公元前三千纪已出现于甘肃等区域。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已明确见有东西方的早期文化交流。陶制建材恰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显著的时代背景下现身于陇东。

陇东陶制建材“外来”指征明显。陶制建材在陇东现身之初即形态成熟，未见相关技术和理念的最初探索阶段，这可能恰因为陶制建材的实验和完善阶段是在欧亚大陆西部，进入陇东之时已然是成熟期的产品。同时，陇东作为中国陶制建材的“高地”，却在一千余年的时空跨度下缺乏任何一种陶制建材的完整类型学发展序列。陶制建材在陇东地区高度发达，缺乏本地发展序列且未形成稳定的本地文化传统，这些特征共同指向陇东陶制建材或为外来影响的产物。

笔者虽提出陇东陶制建材为长距离交流产物这一假说，但受限于相关考古发现，目前还无法判断陶制建材具体以何种方式进入陇东地区。而在陶制建材起源区和陇东间存在广袤的地理文化空间，其间应有陶质建材传播的中转站。李旻先生在考察“龙山世界”跨区域互动网络时指出，中亚是连接伊朗高原、欧亚草原、印度和中国等区域的欧亚陆上交通中枢，是“文明之间的文明”，其地理范畴与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都相当于后世的粟特文明。鉴于和陇东出土早期陶质建材的共时性，中亚遗址中的瑟拉子姆（Sarazm）可能是陶制建材相关交流的关键点。有趣的是，李水城先生对起源于西亚的权杖头的系统梳理则恰恰揭示出瑟拉子姆见有公元前四千纪至前三千纪的石质权杖头；与瑟拉子姆交相呼应，位于陇东左近的大地湾遗址又恰出土距今5000年左右的权杖头。如此“巧合”，尤其是考虑到权杖头的权力语境，为未来细化陶制建材的传播路径与模式提供了关键视角。

建筑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彰显，建筑材料则可以折射出该时代的技术与理念。陶制建材这种高规格建筑材料在陇东地区的彰显，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该区域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陶制建材的考察或可成为观察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新切入点。随着南佐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材料公布与研究，我们期待这一仰韶晚期的超大规模中心聚落能够提供更多陇东地区作为中国史前陶制建材“高地”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发展与互动交流的深层机制。

（感谢李旻先生为本文提供的修改意见。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