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樵原指渔夫和樵夫，捕鱼砍柴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将其作为隐士高人的象征。尤其是元代，渔樵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隐逸情调不仅大量出现在元曲中，而且磁州窑的瓷枕上也多次提到“渔樵”，并用大量文字描写渔樵的闲适、悠然，实则是元代文人才不得施、志不得展的反映。本文搜集的这几方书“渔樵”文字长方枕均属于元代，包含散曲和民谣，文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现分别予以介绍。

白地黑花“渔樵”民谣长方枕

邯郸市博物馆藏。该枕面菱形开光内行楷墨书《渔樵》民谣一首：“渔得鱼，渔兴兰，得鱼满笼收轮竿。樵得樵，樵心喜，得樵盈担斤斧已。樵夫渔父两悠悠，相见溪边山岸头。绿杨影里说闲话，闲话相投不知罢。渔忘渔，樵忘樵，绿杨影里空惆蹰。画工画得渔樵似，难画渔樵腹中事。话终所以是如何，请君识问苏东坡。”共11行，95字，加上枕后左侧“滏源王家造”5个字，整个枕上共书100字。字体清秀瘦劲，一气呵成，朗朗上口，描绘了“闲话相投”的渔父和樵夫在青山绿水旁捕鱼打柴、笑谈古今，悠然自得的画面。

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元初磁州武安人胡祇遹的重头曲《双调·沉醉东风》里，其中之一首作：“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二者均是以渔夫和樵夫的相谈甚欢场景作为主要表现内容。不同的是，胡氏的重头曲是有明确的曲牌，且主要表现了作者对轻松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而无名氏渔樵民谣俚曲则表达思想复杂。以往论者将其简单描述为渔父樵夫的悠闲自在，暗含文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其实不尽然。我们从最后的落笔点“画工画得渔樵似，难画渔樵腹中事。话终所以是如何，请君识问苏东坡。”可知，整首民谣想要表达的是作者的苦闷和不得志，心事重重，“渔樵”到底想说什么呢？“请君识问苏东坡”，苏东坡即苏轼，曾被贬，著有笔记《渔樵闲话录》，以闲话形式吊古说唐代从开元到天宝年间的盛衰。苏东坡一生三起三落，文人最懂文人，所以最终说的什么，要问苏东坡。

白地黑花“朝天子”重头曲长方枕

1970年磁县都党出土，现存磁县文保所。枕面开光内行楷书《朝天子》重头曲：“得闲，且闲，已过终年限。宁交别人上高竿，却交别他人看。邯郸长安，皆属虚患，论（沦）渔樵一话间。江山，自安，那里也唐和汉。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倒大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教的贪心汉。朝天子。漳滨逸人造。”

重头曲是元散曲中介于套曲和小令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调重复填写。类似现今流行歌曲中的同一首歌同曲不同调，有的重复填写多首，有的仅两首。该枕上的“朝天子”重头曲就重复填写了两首。其中提到曾经辉煌的赵国首都“邯郸”，繁华一时的唐朝“长安”，如今已不复存在，终成“渔樵”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这里的“渔樵”可能是打鱼砍柴的普通劳动者，也可能是隐居文人，他们通晓古今，不管是城市的兴衰，还是王朝的更替，最后都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小令长方枕

此枕三面皆书有文字，枕面开光内行楷墨书“山坡里羊”小令一首：“风波实怕，唇舌休卦（挂），鹤长鹤（凫）短天生下。劝鱼（渔）家，共樵家，从今莫说贤鱼（愚）话，得道助多，失道寡。渔（愚），也在他贤，也在他。山坡里羊。”枕底钤竖式“王家造”窑戳，上饰荷叶覆盖，下饰荷花承托。字体遒劲有力。

“山坡里羊”小令为元代陈草庵“叹世之作”。陈草庵是元代有名的散曲作家，《全元散曲》收录其“叹世”之作26首，其中三首描写“渔樵”，另两首为：

江山如画，茅檐低凹，妻蚕女织儿耕稼。务桑麻，捕鱼虾，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也任他；亡，也任他。

尘心撇下，虚名不挂，种园桑枣团茅厦。笑喧哗，醉麻查，闷来闲访渔樵话，高卧绿阴清昧雅。载，三径花；看，一段瓜。

白地黑花“快活三”长方枕

私人收藏。该枕呈长方形枕体多道冲，有明显粘接痕迹。枕上明确记载了烧造时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廿三日。枕三面书文字，枕面书：“快活三，百年身，能有几？叹白发，故人稀。一年三百六十日，不如醉了重还醉。若知就里，争甚么名和利，你乖你劣，落什么都不解天公意，玉兔金乌般移。兴废叹，光阴过隙，若还省得悟得且做全身计。”

枕后墙书元散曲家曾瑞的《快活三朝天子》：“肉肥甘，酒韵美，多一口便伤食。家传一翁淡黄齑，吃过后须回味。恁地，老实，尚不可渔樵意。时乎命也我自知，无半点闲萦系。枕石眠云，蘧庐天地，正胡蝶魂梦里。晓鸡，乱啼，又惊觉陈抟睡。”

枕前墙书曾瑞《朝天子》片段：“老孤，面糊，休直待虚名误。全身远害（祸）倒大福，驾一叶扁舟去，烟水云林，皆无租赋，拣溪山好处居。相府，帅府，那为（与）别人住。”

枕面书元曲未被《全元散曲》收录，应为无名氏自创，但明显是受了元曲家孙叔顺作品的影响，孙氏在其“南吕·一枝花·不恋蜗角名”中提到：“早起，晚夕，吃醉了重还醉，叹白发紧相逼。百岁光阴能有几？快活了是便宜。都则是两轮日月。”

曾瑞和孙叔顺都是元代散曲作家，两人虽然当时已有盛名。由于不屑趋附奉承，一个终身不仕，情愿淡饭黄齑过一生，一个想休官罢职以图逍遥自在。书者自比为“渔樵”，表面上说酒肉食多易伤人脾胃，粗茶淡饭的生活最好，然而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却“不合渔樵意”，书者慨叹命运作祟，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一点也没有闲适自在之感。

通过对以上几方长方枕浅析，可以看出“渔樵”并非单指打鱼砍柴的普通劳动者，也并非都过着悠然自得的清闲生活。其中隐含着广大文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慨叹与抗争，或者是如胡氏者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主动归隐的无奈。他们羡慕渔樵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又不情愿去做一个游山逛水，虚度时光的渔父樵夫。这种内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心理在瓷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渔樵闲话”也不是家长里短的俗话，而是饱含哲理智慧的人生论、社会论，是文人自己想说的话。在元代统治者的统治下，不得志读书人借助瓷枕这个载体，自我心里安慰，自誉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渔樵”，将自己的孤独寂寞、出世与入世、积极与消极此起彼伏的矛盾心理诉之于枕面，这也使得瓷枕不再是冷冰冰的实用器，而变成了有温度、有情怀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