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木简》付梓之际，课题组同志嘱我作序。“南越木简”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连串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负责“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的麦英豪先生，邀请我到广州考察，他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把这一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广州市考古机构有着很好的合作历史传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南越王墓发现伊始，麦英豪先生就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合作发掘南越王墓的建议，并得到夏鼐先生的积极支持。随后双方开展的南越王墓田野考古工作合作密切，田野考古报告《西汉南越王墓》整理、编著合作更为紧密，此书出版以后荣获“夏鼐考古学一等奖”，获得学术界的赞誉。鉴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表示愿意与广州市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开展“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随后麦英豪先生邀请我赴广州商议今后“南越国宫署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思路与实施计划。我希望“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应该落实在“南越国都城”与“南越国宫城”遗址方面，而都城、宫城的核心是“宫殿建筑遗址”，这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我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学术突破点”与考古“切入点”应该集中在南越国王宫及其宫殿建筑遗址。麦英豪先生赞同我的上述意见，并希望我提出一个近期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学术突破点、考古工作的切入点等问题的思路。我询问了90年代以来“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现具体情况，他提到1995年考古发现了南越国宫苑的“蕃池”遗址，1996年夏秋之际又在“蕃池”遗址以西30米考古发现了一个南越国时期的“水井”，“水井”西侧大灰坑内发现大量砖瓦建筑材料堆积。根据麦英豪先生提供的以往考古工作信息，我根据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的经验，建议以“蕃池”西部“水井”遗址为基点，向西北部安排试掘探方，开展寻找“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技术路线。2000年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合作考古勘探、发掘南越国宫城遗址，首先通过考古试掘确认了水井西北部的“宫殿建筑遗址”（编号“南越国王宫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其后在其附近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证实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就在儿童公园之下。这一重要发现曾经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也有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质疑这不是南越国宫殿建筑遗址。时间是检验科学的重要因素，随着南越国宫城及宫殿建筑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重要考古发现一个又一个地面世，南越国都城、宫城、宫殿遗址得到学术界认同，那些“质疑”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广州市政府面对南越国王宫、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果断、迅速作出时任市长林树森所说的“如果儿童公园发掘出南越国时期的宫殿遗址，儿童公园整体搬迁”重要决定，2002年儿童公园进行了整体搬迁。2003年后，联合考古队在南越国宫城遗址先后考古发掘了南越国王宫“一号宫殿遗址”“二号宫殿遗址”，究明了“宫城遗址”范围，使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宫城遗址”得以全面保护并展示给世人。2011年我与原广州市市长、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同志作为“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在台湾参会期间，我们又愉快地回忆起十几年前这件事，我想当时正是林树森市长的“搬迁儿童公园”的果断决定，使“南越国宫城遗址”得以保存，并能够得以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从而使一些重大考古发现成为现实。现在即将付梓的考古发掘报告《南越木简》，就是儿童公园整体搬迁之后的那些重大考古发现的科研成果之一。

《南越木简》一书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联合考古队在南越国宫苑遗址渗水井（编号J264）考古发掘及出土南越国时期木简的田野考古报告。该报告是联合考古队同志对J264渗水井考古发现及多学科、跨学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尤以J264出土木简学术意义最为重要，因此这项考古发掘、研究的考古报告，命名为《南越木简》。

以往出版的秦汉简帛考古报告也有不少，但是我读了《南越木简》稿，觉得该课题编著者的这部“考古报告”，其“木简”的学术意义“非同一般”，“考古报告”的编著特点很有“考古学特色”，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越木简属于西汉诸侯王国——南越国王宫木简文书  南越木简出土于南越国王宫之宫苑中的渗水井使用过程形成的堆积中，木简出土“空间”位置说明这些木简应该是王宫“使用”的遗存。进一步的佐证是木简中的文字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如木简中的“陛下”“公主”“宫门”“守苑”“蕃禺”“南海”等木简文字，均与南越国王宫相关事务有关。再有，其中一些简文内容多与南越国王宫相关，可能有的就是王宫文书。

简 091 □張成故公主誕舍人廿六年七月屬 將常使□□□蕃禺人

简 116 受不能免痛迺往二日中陛下

木简之中文字多有涉及法律、籍薄等文书内容，诸如律令、爰书、奏谳书等，属于籍薄内容的出入籍、门籍、物籍等。木简文字记载的职官、刑法、赋税、从军等内容，无疑折射出木简出土地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恰恰与南越国宫城遗址的“性质”是“一致的”。上述木简因为出土于南越国宫城遗址，宫城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其木简文字内容自然与南越国历史密切相关。这批木简不是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是官方的“文书”，而且又不是一般“县级”的“官方文书”，而是“王宫文书”，这是首次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都城、宫城之中的具有王宫文书性质的“简”。

南越木简填补了《史记·南越列传》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记载  木简及碎片共计136枚，墨书文字共约1200字。《南越木简》作者认为木简时代属于南越国早期，其年代早于《史记》80年，而刘瑞统计《史记·南越列传》共计2480字，而南越国王宫遗址出土南越木简的现存文字约1200字，其中大多又为历史文献记载中所少见或不见，对于南越国及西汉诸侯王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南越木简是“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重要佐证之一  南越国作为距离秦汉帝国最远的地区之一，南越木简的文字及体例与中原地区的汉代书简、律简相同，加之考古发现南越国都城、宫城遗址及南越王墓的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等“国家文化”载体与“大中原地区”的同类遗存的一致性，这些考古发现物化载体佐证了华南地区早在秦汉时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圈”的组成部分。

《南越木简》考古报告的“考古学”特色  多年来各地考古发现的简帛类遗存为数不少，近年来也整理、编写、出版了一批简帛类考古报告，但是《南越木简》与以往“简牍报告”所不同的是，本报告编著者注重以考古学方法进行木简“自身”及木简文字所涉及环境与社会的研究，如《南越木简》中的植物遗存、动物骨骼等分析，尤其是木板、木片、木炭及植物叶片的分析、鉴定等，对于南越木简材料产地，以及进一步对木简文字的书写地与相关年代学研究，均提供了科学支撑。可以说《南越木简》考古报告中“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在同类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部分，我们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出土文献类”（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田野考古报告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