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分布有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门、后三宫、御花园、神武门等建筑，这些建筑类型多、体量大、工程工艺复杂、保存完好，钦安殿就是其中的典型。

钦安殿（图1）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十四年（1535）又在外围添建一圈院墙，形成一个完整的院落。院落的正门在南边，名天一门，取“天一生水”之意，切合钦安殿位于故宫北部，北方壬癸水的位置。钦安殿主体建筑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须弥座之上，面宽5间，进深3间。若从神武门进入故宫，走在门洞内，逾过御花园高大的墙垣，即可望见钦安殿屋顶的鎏金伞盖宝瓶。钦安殿是道教建筑，供奉玄天上帝，也就是北方之神“玄武大帝”，后因避康熙帝玄烨的名讳，改称“真武大帝”。院内东南角有焚帛炉，供焚化祭品使用；西南角有夹杆石，在祭祀时用来竖起旗幡。

在“靖难之役”中，从北方南下的燕王朱棣为鼓舞士气，以神道设教，尊崇北方之神，抬出真武大帝，对外宣称自己的军队曾得到他的护佑。靖难成功之后，朱棣借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光芒，来为自己称帝合理化。为此，他在中轴线上辟地建钦安殿，专供真武大帝；还在湖北武当山为真武大帝修建专门的道场，提高其地位。清军入关后，对北方之神真武大帝也礼敬有加，完全保留了明代钦安殿的规制。如今钦安殿内依然保持着乾隆时期的模样，堪称我国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好的道教殿宇陈设。钦安殿内高大的屋檐之上，悬挂着十二方清代的御题匾额，也值得一说。

钦安殿内的匾额

钦安殿内的匾额，都是横匾。横匾是内檐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凡室内外檐下，或者墙壁、槅扇、门楣等处，只要有空闲，就可悬挂。一座建筑，可同时悬挂多方横匾，也可随时添加或撤换。

匾额能很好地表达题写者的襟怀抱负与审美情趣。钦安殿内现存最早的匾额，是清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御题的“统握元枢”（图2）。意思是说真武大帝手握枢纽，掌管北方之事，本来应作“玄枢”，为避讳康熙皇帝，改为“元枢”。乾隆皇帝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每位皇帝都会在钦安殿内御题一方匾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皇帝们把钦安殿当成“打卡地”，题写匾额刷存在感；二是通过题写匾额的方式，向紫禁城的护法神，即北方尊神真武大帝告知：自己已经位正大统，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他的庇佑。联想到钦安殿的最初兴建，就是朱棣为论证自己继位合理合法、尊崇真武大帝的产物，清帝在钦安殿内继续用御题匾额来证明帝位的合法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清帝的御题匾额，今天依然按原状悬挂于钦安殿内的屋檐上。乾隆皇帝的“统握元枢”匾额之外，还有嘉庆皇帝的“道崇辑武”匾（图3），道光皇帝的“功宏齐政”匾，咸丰皇帝的“诚祈应感”“天一镇佑”（图4）两方匾额，同治皇帝的“金界垂福”匾。除此之外，钦安殿内尚有慈禧太后御题匾额六方，分别是：“福应天锡”“福应天人”（图5）“钦崇天道”（图6）“崇朝泽洽”“辅时生养”“拱辰泽洽”。钦安殿属于内廷，是皇帝的私人空间，不像前朝那样，受到诸多国家礼法的制约，这里的匾额更率性，也更能表现皇帝的真性情。因属后宫范围，后宫内皇太后辈分最高，是大家长，所以才在五位皇帝之后，破天荒地有了慈禧太后的御题匾额。在礼制森严的前朝，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出现的。若乾隆等五位皇帝在钦安殿内御题匾额，是向真武大帝通报自己即位的讯息，那么慈禧太后御题匾额，也有向紫禁城护法神宣示大家长地位的倾向。

匾额与政治统绪

清帝御题匾额，或宣扬教化，或表彰有德，或自勉自励，内涵极其丰富。更有甚者，御题匾额与帝位传承的政治统绪产生了微妙的联系，在不经意间，形成三处有趣的匾额统绪传承链。

第一处是孔庙（文庙）匾额。为彰显统治汉地的合法性，清代十分推崇儒学，把尊儒当成基本国策，作为政权合法性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极尽褒扬。从康熙皇帝开始，到宣统皇帝为止，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御题一块尊孔崇儒的匾额，颁布全国，供各地孔庙悬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十八日，第一次南巡的康熙皇帝路过孔子故里曲阜，为曲阜孔庙大成殿题写了“万世师表”匾额，随后他下令将此匾摹拓复制，颁发天下学宫（孔庙）。这样，在各州城府县的孔庙中，均有了“万世师表”御匾，朝廷崇尚儒学的治国理念，清朝是汉地合法正统的统治者这一事实，也得以向全天下宣传。康熙皇帝为孔庙题匾，有缓和满汉关系，化弭矛盾的考虑。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在清雍正三年（1725）八月二十一日御书“生民未有”匾额，颁布天下。经过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苦心经营，普通大众已接受并认可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到雍正皇帝即位时，清政权的合法性与继承明朝正统一事已无人怀疑。雍正皇帝为孔庙题匾，更多地是希望从皇位继承流言的大环境中走出来，借用孔子的大旗，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不容妄议。此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潜在的规范，新皇帝登基后，无论如何，都须为孔庙御题一方匾额。不如此做，就是不合礼法，好像帝位来路不正，自己不是真命天子一样。就连幼年继位的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宁肯让人代笔，也必须为孔庙题写匾额。如乾隆皇帝的“与天地参”，嘉庆皇帝的“圣集大成”，道光皇帝的“圣协时中”，咸丰皇帝的“德齐帱载”，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宣统皇帝的“中和位育”。这种潜在的规范，没有形成文字层面的硬性规定，却在政治需求的刺激下，形成了完整的政治统绪传承链条。

第二处是勤政殿匾额，它代表了清帝“勤政”的传统，新皇帝即位之后，通过题写匾额，来激励自己勤政，向天下宣扬自己是合格的继任者。清代皇帝喜欢在紫禁城外办公，他们在园林离宫中处理政务的便殿，一般会用“勤政殿”来命名，勤政殿的匾额，多为皇帝御题。最早的御题勤政殿匾，出现在西苑南海的瀛台，由康熙皇帝所书。雍正皇帝御题的勤政殿匾，在圆明园。乾隆皇帝御题的勤政殿匾额有三方，分别在万寿山清漪园（今颐和园）、香山静宜园与承德避暑山庄。嘉庆皇帝也御题了绮春园的勤政殿匾。从历史上来看，唐、辽、金三代的离宫中都建有勤政殿；从域外来看，朝鲜李朝的景福宫正殿亦名勤政殿。康熙皇帝借用勤政殿匾提醒自己，园居享乐之余，也要勤于政务，不忘国计民生。雍正皇帝题写此匾，是为了向康熙皇帝看齐，以示自己宵衣旰食，是康熙皇帝指定的合格继承人，为此，他还在养心殿西暖阁题写了“勤政亲贤”匾，用以自勉。乾隆皇帝题写三处勤政殿匾额，更多的是向父祖致敬，以示自己不忘祖训与家法，也从侧面说明乾隆朝皇家园林修建之盛。嘉庆皇帝的勤政殿匾，题在改建的绮春园内，是在效仿乾隆皇帝。清代皇家园林，在乾隆朝达到鼎盛之后不仅没有扩建，随着国势不振，反而衰微废弃。没有新园林，后来的皇帝就再无地方题写勤政殿匾。不止没有新增，就连旧有的勤政殿，也有被改名的，如绮春园的勤政殿，在道光朝就改为专供太后起居的迎晖殿了。嘉庆朝以后，清帝勤政的传统还在，但御题勤政殿匾额的传统没有了。

第三处就是钦安殿内的匾额。孔庙与各园林中的勤政殿，都是处理国事的公共活动场所，属国家礼仪范畴。钦安殿在御花园内，属皇帝私人空间，礼制约束不严，所以钦安殿匾额的统绪传承不像孔庙那样，一帝一匾，很有规制，而是缺了光绪、宣统两位皇帝，多出了一位慈禧太后。

同在中轴线上，比起前朝三大殿与内廷后三宫，钦安殿的知名度不高，但其地位独特。反映在匾额上，钦安殿是养心殿之外，故宫内第二座同时汇聚了5位皇帝1位太后御题匾额的宫殿。自雍正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政寝合一的场所，既是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也是其寝宫，有多位皇帝的在此题匾，也在情理之中。养心殿御题匾额虽多，但每位皇帝所题数量并不一致，匾额类型与材质也多种多样，并不统一，明显是缺乏规划的率意行为，不像钦安殿匾额这样整齐划一，这样有节奏。像钦安殿这种对御题匾额的整齐规划，故宫中只此一处，中轴线上也只此一处。

总之，从乾隆皇帝开始，借鉴了孔庙匾额与勤政殿匾额的传承统绪，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皇帝及慈禧太后的接续，在为统治者个人地位合法性认证的目标下，在钦安殿留下了十二块御题匾额。这些匾额承载着清帝的传承统绪与政治抱负，也成为今日中轴线上一道别致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