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殷墟考古学史，半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殷墟近百年考古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毋庸置疑。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令人振聋发聩的考古学大家，更离不开那些默默奉献、寂寂无闻的考古“平凡者”。正如所有平凡而精彩、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一样，在这些“平凡者”中出现了不少术业有专攻的行业翘楚，而那些即便只是短暂参与发掘、整理的“平凡者”，也同样为殷墟考古作出了贡献。石璋如先生不仅是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一代宗师，他的《殷墟发掘员工传》更是让人无限感慨之作。这本书让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太多机会出现在考古学术成果中的“平凡者”，同样是殷墟考古的中坚力量。

新时代十年，殷墟考古的步伐正在加快，殷墟考古人群体也在不断扩大。我们特此推出殷墟考古“平凡者”系列，集腋成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续写出一部《殷墟发掘员工新传》。

考古百年

——殷墟考古技师简史

何凯

考古在大众眼中是冷门且小众的学科，但对于殷墟遗址保护区的村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熟悉的事情。保护区的村民中隐藏着许多考古“高手”，这些“高手”便是考古技师。考古技师也被誉为考古界的“基石”。殷墟遗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考古技师的摇篮。殷墟技师成长史反映了中国考古技师发展的一个缩影。

起源与奠基（1928-1937）

100多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刻写在龟甲与兽骨之上的文字，故大量收集并进行研究。随着购买人数的增多，所谓的“龙骨”在古玩市场获得了较高的价格。在利益的驱使下，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便“热闹”了起来……

1928年，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在这个背景下，聘董作宾先生为通信员，对小屯村进行调查。董作宾雇佣村里一个年轻人为向导，带他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因此机缘巧合成为殷墟历史上第一个被雇佣的“技师”。虽然他所指的甲骨坑位置有所偏差，但经过董作宾现场调查，认为殷墟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已经被挖尽。因此向上级汇报，决定对小屯村进行发掘。为了方便发掘，发掘团雇佣小屯村及附近村庄发掘甲骨的“老手”为工人。在这些工人中，一部分被石璋如先生称为“精锐部队”即考古技师，另一部分为普通力工。这些力工多数为农民，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帮助发掘团进行发掘，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些技师中，比较有名的便是王景文，被誉为“天字第一号”技师。王景文泥水匠出身，受过考古技术训练，清理人骨干净利落，在工地担任班长职务。在西北冈1217号大墓发掘中，他对腐朽的木鼓进行整体套箱，即对木鼓周围的泥土进行切割，套入制作好的木箱内封装，然后运送到室内进行清理。此技术让他一战成名，且“套箱”技术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参与了著名的YH127甲骨坑搬运，并对搬运方法提出了至关重要的意见。搬运YH127坑时，李绍虞设计为两根纵杠，每杠前后各16个工人，一共64人。但因YH127坑重达五千斤，采用杨木不结实，且两根纵杠受力点单一。最后因纵杠断裂宣告失败。王景文见此提出两点改进意见：第一，将杨木改成榆木，增加韧性；第二，将两根纵杠改为一纵一横“十”字型，每杠8人。这样既减少了人力也使受力点更加平衡。采用王景文的建议后，YH127坑才顺利运送到安阳车站。

另一位比较有名的技师叫何国栋。他曾在古董店当过学徒，有一定的基础。他从殷墟第一次发掘便开始参加工作，因为表现较好，从普通技师慢慢成长为长工。发掘团当时一共有两位长工：刘明和何国栋。刘明负责站内工作，何国栋负责田野工作，长工均是按月发放工资。何国栋具备一定的领导力，管理工地井井有条，技术也不错，因此在浚县辛村发掘时，被任命为总工头，待遇比长工又高一级。何国栋和刘明这种长工模式，在殷墟发掘历史上是一个先例，为殷墟之后的发掘开创了新的用工模式。

“史语所”在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为第十二次发掘，最多时达500人，相当于部队营级单位。其中包括大量农民、泥瓦匠、木工等。普通工人按日工结算，每日四角。长工和技师论月发放，每月十二元，提供伙食。这样的工资水平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收入。因此吸引了大批社会人员，许多人通过介绍才能进入发掘团，这为殷墟培养技师提供了数量基础。

“史语所”在殷墟发掘的十年时间里，不仅培养出大量考古学家，如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更培养出殷墟第一批考古技师。这是殷墟技师的形成时期，技师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清理遗迹现象和管理工人。绘图和资料整理则有专门职员负责。长工模式完善了考古雇佣模式，为殷墟遗址后续发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人才储备。

发展与壮大（1950-20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恢复了对殷墟的考古工作。1950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武官、四盘磨、小屯、大司空、苗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当时参与调查发掘的技师多为史语所培训的熟练技师，如魏善臣、何振荣、屈如忠等。此时殷墟急需培养一支考古发掘队伍，以保证殷墟遗址发掘的延续性和稳定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安阳考古发掘队，1959年修建了安阳工作站。安阳工作站的建立，为培养殷墟技师提供了场所条件。

工作站学者结合“史语所”的殷墟发掘经验和实际情况，采取两种培养技师模式。第一，工作站招聘附近村庄具有考古发掘经验的年轻人进行培训，按月发放工资，类似“史语所”长工模式。招聘的技师职能分工明确，分为站内工作和田野工作。站内工作内容包括文物修复、绘图和资料整理等。田野工作内容包括田野发掘，现场记录、绘图、照相，管理工人等。

第二，由本地发掘技术经验丰富的技师领导工人，成立发掘小队，与工作站签订发掘合同，配合工作站进行发掘任务。发掘小队需要培养本队技师，同时也要负责招募和管理发掘人员。工作站依据工作量，支付发掘费用。两种模式的推广，使殷墟短时间内培养出了大批考古技师。

屈光富是安阳工作站优秀技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级技师。发掘殷墟宫殿区时，郑振香先生正在绘制墓葬，那时屈光富年龄还小，便在旁边认真地观看。郑先生将绘图方法细心的教授给他，并要求他现场绘制。结果小屈光富极具考古绘图天赋，很快便将墓葬人骨绘制完成。郑先生看后大为赞赏，高兴地交给杨锡璋先生看并说：“你快看，小尾巴第一次画墓葬，画得这么好，长大了一定是干考古的料！”如郑先生所愿，屈光富毕业以后，入职工作站，逐渐成为殷墟田野发掘的中坚力量。他参与1989年郭家庄发掘、1997年黑河路发掘、2003年孝民屯发掘、2010年刘家庄北地发掘等。屈光富最为擅长绘制遗迹图，著名的M54（亚长墓）和大司空车马坑遗迹图均出自他手。年近花甲的屈光富老师因身体原因已退居二线，但每次谈起考古工地和遗迹绘图时，总会神采奕奕地讲起考古工地往事，并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考古技师们。

经过三十多年的培养和发展，殷墟技师队伍逐渐壮大，形成上百人的规模。2003年至2004年孝民屯遗址考古发掘，是殷墟技师队伍的“大会战”。此次发掘是殷墟发掘史上单次发掘面积最大者，发掘面积达6万平方米。发掘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了部分工作）。此次发掘，殷墟考古技师全员参加，并邀请其他考古队技师进行支援。每日出工人数达数百人。通过这次发掘，展现了殷墟技师娴熟的发掘技术，促进了殷墟技师之间的交流学习，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年轻的考古技师。

这个时期的考古学者如马德志、安志敏、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杨宝成、刘一曼、唐际根、岳洪彬等先后主持和参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此时殷墟考古技师需要掌握所有发掘技能，包括遗迹辨别、遗迹编号、绘图、照相、记录整理、管理工人等，与史语所发掘时的技师相比，技能提高很多。这是殷墟技师发展和壮大时期。殷墟遗址发掘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绩。如殷墟妇好墓发掘、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甲骨发掘及洹北商城的发现等。这些成绩离不开殷墟考古学者领导，更离不开殷墟考古技师的付出。

改革与创新（2010-至今）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考古技师职业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地环境差，没有劳动保障，晋升机会少，再加上社会就业机会增多等原因，导致现今的年轻人愈发不愿意从事考古技师这个职业。以目前情况，殷墟考古技师的年龄普遍在50~60岁之间，30~40岁之间少之又少，20多岁的年轻技师几乎没有。考古技师老龄化，低学历，后备力量不足，不仅发生在殷墟遗址，全国其他遗址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现在考古发掘质量要求越来越严，考古技师的技能和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新一代的考古技师不仅需要掌握常规田野考古发掘技能，更要求会使用电脑绘图，无人机航拍，RTK测绘等新技术，种种原因造成现在考古工地的年轻技师寥寥无几。

为了保证殷墟遗址这支百年考古技师队伍的传承和发展，殷墟也开始了改革之路。国家文物局不断完善考古技师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积极开展分门别类的资质认证，在国家职业大典颁布的基础上，完善考古技师、文物修复师和文物建筑修缮技师的职业设立，研究制定相关职业标准，使考古技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得到提高，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考古技师队伍。

安阳工作站提高技师工资待遇和福利，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招聘高学历专业人员等措施提升技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各考古发掘小队成立文化公司招募社会专业人员，保障公司田野发掘水平。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殷墟技师队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加入，队伍模式由原先农民和社会闲散人员，逐渐转变成具备各种考古技能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并完成了新老技师的交替任务。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殷墟技师发生了质的改变。新一代的年轻技师不仅具备所有田野考古发掘技能，而且可以独立完成田野考古发掘任务，了解每次考古发掘的目的，并且有一定的考古学见解。同时他们也精通电脑办公软件和绘图软件，能熟练掌握遗迹测量，航拍，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新技术。闲暇时他们也会将工作中的经验和方法整理成文章，发表在考古期刊上，与同行分享。目前殷墟技师队伍在何毓灵、牛世山、岳占伟、王迪等考古学者的领导下，考古发掘日新月异，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如配合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建设，发现大量商代遗存。洹北商城主动发掘发现城内制陶、铸铜、制骨作坊区。安阳工作队对王陵区外围勘探，发现王陵区隍壕等。殷墟技师用自己的行动保护着殷墟遗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28年至今，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已走过近百年。殷墟技师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许多人是从父辈们的手中接过手铲，参加到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来的。殷墟考古技师们薪火相传，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殷墟考古奋飞不辍的精神传承。大邑商很大，他们却很渺小，然而在“大邑商”心中他们却是一群坚毅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考古百年，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辛勤探索，为研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作出毕生贡献。今天，中国考古蓬勃发展，离不开考古人一代代的努力。考古技师作为中国考古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中国考古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应该获得尊重，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能有这样一群国宝“守护人”，中国考古未来可期。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先生与安阳博物馆刘晓阳女士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对两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笔墨线条 相伴殷墟

董致远

1986年春，我的母亲刘晓珍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工作，那时的她朝气蓬勃，在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中开始了她与殷墟考古相知相伴的半生，并在这里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深刻的几位老先生——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徐广德等，以及之后把她领入考古绘画领域的绘图老师——张孝光、李淼以及韩慧君。在这些先生与老师们的帮助下，我的母亲很快适应并爱上了这份工作，她将她的所有精力、时间与激情都放在了考古绘图上，我每每翻起那些沉重的殷墟考古报告和简报时，总会在上面看到母亲那精美的线图笔稿。

刚到工作站时母亲先是和韩慧君老师学习绘图技术，韩老师可以说是我母亲画图路上的启蒙老师了，后因韩老师调回北京，母亲又跟随郑振香先生一同去往北京工作，在那里她和从各个工作站挑出来的年轻人一起继续学习绘图技术。当时教授她们这一批青年的是张孝光、张广立、曹国建、李淼等诸位先生，张孝光先生是当时的考古技术室主任，工作繁忙，对于她们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往往在最后进行严格把关。而经常教导我母亲的是李淼老师，在母亲的记忆中，李淼老师和蔼可亲，性格和善，教学心细如发，在这样的教导下，加之母亲的勤奋好学，她的绘图技术进步很快。当时绘图条件苛刻，从对各材质不同、体态多样的器物最开始的起稿清绘、比对修稿，再到最后的着墨成图，这一过程全部靠纯手工完成，既耗时也费眼，还要有耐心。对于她来说，绘图过程中最难的是着墨这一步，着墨是最后成图的关键，它的过程不只是把铅笔图稿上墨线，还应对所绘对象各方面的特征进一步刻划，并根据需要对各种细节进行合理取舍，还要求落笔要准，行笔要稳，线条要有变化，墨色要浓黑，这样最后出来的图才能主次分明，形象生动，尤其是主攻的青铜器，器型精美、纹饰多样，其主纹和底纹，凸显要分明。而那时上墨线用的是难以把控力度的蘸水笔，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在硫酸纸上留下个浓黑的印记，不像现在有电脑辅助，省时省力。除了室内器物绘制外，母亲还对工地绘图有所涉猎。那时母亲的工作内容就是按照郑先生的安排，或是随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绘制妇好墓所出玉器，在考古所跟随其他人学习；或是随她回安阳绘制站内发掘的各类陶器、青铜器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三年。虽是辛苦，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母亲很快胜任了安阳工作站的室内绘图工作，真就是“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

前辈先生们不仅教授学生倾囊相授，要求严厉，做学问严谨认真，而且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对人宽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站条件比之现在要简陋许多，经常停水停电。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些，但工作站内的精神生活却是极其丰富。在停电后，杨先生、刘先生会和桑文同师傅一起打牌，赢玉米籽；而母亲则和郑先生一块儿玩跳棋，大家欢声笑语，闲话家常，日子可谓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刚参加工作时母亲年龄不大，几位先生都把她当自己女儿看待，吃食住行，方方面面都予以安排。那间曾作为母亲办公和宿舍的房间，承载了我们家所有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最初的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90年时姐姐在交通不便的老家出生，令母亲深深感动的是郑先生、杨先生和刘先生竟然让李琳师傅开车从安阳出发，一路打听到许家沟前西岗，去看望刚生产完的她。

郭家庄M160、洹北商城、刘家庄北M1046、花园庄东地的“亚长墓”M54等，这些墓葬出土的所有文物几乎都由母亲经手绘制成图，大大小小的报告、出版图书中的相关文物器型图都可见到母亲所绘之图。长期的殷墟绘图经验，使得母亲对于殷墟器物类型已深记于心，所以在绘制M160和M1046的青铜器时，母亲说即使因为自身的文化水平限制，对于器物的分期在学术理论上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但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它们的异同点。虽同属于商代晚期，但M160的铜器壁厚，M1046的铜器壁薄，且纹饰风格略有不同。之后在面对不同于往常的器物——孝民屯陶范时，虽是母亲第一次接触，但所谓以不变应万变，长期绘画练就的扎实基础，上手一两次，找到规律也就可以熟练出图了。母亲也因此常教育我们学习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没有基础就如同无根之木，无基之塔。

在母亲数年如一日的绘图生涯中，有几件让她时不时想起的事。其一是1990年，时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先生联系郑振香先生称馆内有一批迥异于殷墟风格的青铜器急需一名熟练绘图师来完成，故母亲被外派于此。而她工作的地方就靠近马王堆一号墓女尸陈列之所，我曾问母亲害怕不，母亲回答那有啥，干这一行的早习以为常。其二是花园庄东M54“亚长墓”出土的“亚长”青铜牛尊，这只外表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小牛第一次到达我母亲手里时，母亲就惊喜于它细腻精致的纹饰，生动逼真的形象，难以想象商人是如何将龙、鸟、鱼等20多种动物纹饰刻画于其上。为了完整展现其身上的纹饰，要分别画出它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及腑底图，不同的面花纹不同，底纹不同，其上还布满卷云纹，绘制过程极其耗费眼力，此外还有同出一墓的铜手形器、“亚长”青铜觥、“亚长”青铜斝等，均铸造精良，绘画成品完美；最后则是2010年同乐花园工地出土的一座唐代壁画墓，壁画内容对于母亲来说不难画，令人难忘的是画这幅图时的经历，母亲说这座壁画墓是抢救性挖掘，壁画刚出土时，颜色鲜艳，人物精美，花鸟凤凰，内容丰富，足可由其窥视盛唐之繁华，但一经出土，就会较快速氧化，图案晦暗、脱落，所以要加速对它进行临摹、比对，中间更是用化学试剂对其进行加固处理，正是这个试剂强烈的刺鼻气味，使得人到中年的母亲出现了较强的免疫反应，呕吐、恶心、头晕、腿关节肿痛难忍等症状频发。虽然身体状况不理想，但母亲依旧坚持了下来，看着最后的成图母亲心中甚是骄傲。

母亲四十多岁时，开始带她的第一个徒弟——黄小芳，自此曾经的学生，也变成了一位老师，母亲在教学时言传身教，倾囊相授，严格把控手工绘图基础功，因为母亲坚持认为即使现在电脑绘图普及，也不能丢弃手工绘图的基本功，基础打不扎实，一旦器物纹饰、类型发生变化，就无法应对。此后，母亲陆续为安阳工作站带出了数个徒弟，从第二个徒弟马媛，到后期陆续到站里实习的一批批学生，再到外出公干时带出的学生，母亲这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光阴寸隙流如电，从刚到安阳工作站的碧玉年华到而今知命之年，从旧时四合院到如今青砖绿瓦，从周围的一座座村庄到青青草原，从母亲最早接触的郑振香等诸位先生到现今的唐际根、何毓灵等多位老师，她已在安阳工作站度过大半生涯，经手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从精美绝伦青铜器，到精致小巧的贝饰，长期的伏案工作导致了母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虽已做过手术治疗，但依旧不容乐观，退休后，母亲返聘回工作岗位，继续为考古事业贡献力量。母亲说，“绘图不仅是她谋生的方式，更是她真心热爱的工作”，我想，在母亲心中，或许绘图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她的一根肋骨，在组成人体的206根骨头中，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