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至喜（1932-2023），湖南益阳桃江人，著名考古学家。1954年北京大学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曾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省文物博物系列高级职称专业评委等职。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全国一级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基本成员，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首届“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称号，2001年受聘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受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组委员。
2023年4月21日，高至喜先生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1岁。高先生是湖南乃至中国南方地区考古文博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他将一生奉献给了这项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并为之作出了卓越贡献。高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国各地文博考古工作者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悼念。作为高至喜先生生前供职的单位，湖南博物院全体干部职工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受院领导嘱托，特梳理回顾高先生的职业生涯及学术建树，敬撰此文，以示追思纪念。
田野户外，调查发掘
用脚步丈量湖湘大地
高至喜先生进入考古文博行业，纯属机缘巧合，但却意外成就了他毕生的坚守与追求。1951年6月，高至喜从湖南省立第五师范（今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毕业，被分配至益阳市文化馆工作。1954年7月，他接到湖南省文化局调令，要去长沙从事剧团舞美工作。当时适逢国家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南选派的四名学员中有一人政审未通过。甫至长沙报到的高至喜，被临时安排顶上，与其他三人一同前往北大历史系学习。当时为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授课的是中国水平最高的专家学者，如裴文中、夏鼐、贾兰坡、苏秉琦、郭宝钧、宿白、安志敏、王仲殊、阎文儒等。高至喜等人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后，还去往西安半坡遗址参与田野考古实习。
“一个偶然的机会，无心插柳，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从事文物考古工作。”高至喜后来回忆说，从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归来，他就进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并入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毕生致力于文物考古事业的道路。此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在长沙、宁乡、株洲、醴陵、桂阳、澧县、资兴、安仁等地开展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曾参与过长沙、株洲近郊众多古墓，澧县梦溪三元宫、安仁安坪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望城书堂乡唐代长沙窑窑址等的发掘整理。
在所有田野调查项目中，最令高先生印象深刻的要数宁乡炭河里遗址的调查发现和四羊方尊出土地点的探寻确认。
1963年6月，时任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高至喜，接触到宁乡黄材炭河里送来的一件商代兽面纹青铜提梁卣和其中贮藏的千余件玉器，联想到宁乡还曾出土过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商代青铜重器，他当即感觉很有必要到宁乡做一次田野调查，以便探明文物确切的出土地点及周边环境等。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上述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都在炭河里塅溪河附近，立刻敏锐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商周时期遗址。沿着河道经过一番探寻，果不其然，7月2日，他在提梁卣出土地上游约20米处，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从大水冲刷出的文化层中，他采集到一些红烧土以及带有篮纹、方格纹和人字纹的陶片，器形有带扉棱的锥形器足、敛口折唇器口沿、大口缸、豆柄等。他当即认定这是一处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并大胆提出：“宁乡黄材这一带地方，在殷周时代，很可能曾一度为南方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湖南考古界先后在炭河里开展了多次调查发掘，进一步发现了古城址、壕沟和宫殿建筑基址等，最终印证了高至喜的早期判断——炭河里城址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宁乡炭河里古城址于2004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现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湖南宁乡的国宝四羊方尊，因造型端庄典雅、工艺繁复精巧，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臻于极致的典范。该器于1959年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收藏展示。过去蔡季襄等人一直认为它出自宁乡沩山观音庵，高至喜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它实际出土于宁乡月山铺转耳仑。1963年7月，在发现炭河里遗址的同时，高至喜又在宁乡征集到一件商代晚期分裆铜鼎，于是决定继续在当地进行探访。他和老技工漆孝忠清早出发，沿着塅溪河向西北方向前行。由于暴雨及大水冲刷，沿河土路泥泞不堪，局部还被损毁，两人步履甚为艰难。经过20余华里的漫漫跋涉，他们终于在当天中午到达宁乡月山铺。经过多方寻访，他们意外得知：1938年4月，当地农民姜锦书兄弟三人在转耳仑山间垦荒种红薯时，曾挖获一件带有四个“水牛”的青铜“宝物”，姜家还一直存有该铜器的残片。高至喜随即前往姜家查看，发现铜片如巴掌大小，颜色黑亮，其上布满细密云雷纹等。听姜家人描述原器带有四个“水牛”，高至喜脑海中瞬间闪过国宝四羊方尊的影子，当即提出前往原出土地查看。他们又步行约2华里，到达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转耳仑山间（即黎家冲背后山腰），发现当地土层甚浅，地面已露出石灰岩，文物很容易暴露。后高至喜托人征集到姜家的青铜残片，并将其与回湘展览的四羊方尊进行比对，最终发现一块口沿残片与四羊方尊完全吻合。由此，四羊方尊的准确出土地点得到核实，原来“沩山”系“月山”之误。
此外，他还较早调查记录了国宝“皿方罍”的出土地点与流传经历，并曾与器身的日本藏家进行洽谈，为后续“完罍归湘”及相关研究保留了史料、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考古实践中，最令高至喜感到终生难忘的，要数马王堆汉墓的惊世发掘。1972年夏，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具完整女尸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消息一出，震惊世界。当时正在北京参与筹备新中国首次文物出国展览的高至喜，虽身在千里之外，却心系长沙一线。在一号墓申请发掘、请求支援和女尸保护等重要环节上，他充分运用在京居留的便利，多次代表湖南省博物馆迅速向上级机构汇报，并第一时间征得了相关部门的许可与支持，为前线的发掘工作解决了后顾之忧。1973年7月，随展览出国访问的高至喜提前回到长沙，按照上级指示参与起草了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请示报告。当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成立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共二十多万元，可以满足其需要，要预制一些设备和化学药品等。”根据国务院部署安排，当时很快成立了发掘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为组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北京著名医学科学家黄家驷、上海著名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为副组长。高至喜被指派为业务组组长，并与周世荣、何介钧、熊传薪、傅举有等一同参加了二、三号墓的发掘。时隔近40年之后，回想起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经历，高至喜仍心潮澎湃，挥笔写下“轰动世界，毕生难忘”的题字。
书桌案头，整理研究
以著述揭示上古历史
对于文博考古从业者而言，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为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深化，是再探索、再发现的必要途径。高至喜较好地做到了两条腿走路，坚持两方面齐头并进。在辛勤做好田野工作的同时，他还注重修炼自己的案头功夫，曾撰写发表考古简报、专题论文等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受早期调查发掘工作的影响，高先生主要从事南方商周青铜器、楚汉墓葬与文物以及汉唐陶瓷器等研究，在以地下材料建构并揭示上古历史方面着力尤多。相较于中古和近古时期，属于上古的商周秦汉时期，传世文献相对有限，且历经后世各朝各代传抄加工，难免存在遗漏或讹误之处。这时候考古出土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考古学研究也经历了由“证经补史”到“考古写史”的发展进步。高至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正是伴随着这一发展历程和研究趋势成长起来的。
如果说20世纪50至70年代，高至喜的写作精力主要集中在具体遗迹的简报整理和文物的单独探讨，那么到了8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认知则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阶段。他开始关注商文化在南方的整体遗存、南北方之间的交流互动、楚人南下的活动轨迹以及楚文化南渐的历史进程。学术视野逐渐跳脱出孤立的遗迹与遗物，进而更加注重器物、布局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用更为宏观与辩证的笔触，着力揭示出各类遗存背后所反映的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古人行为模式、精神信仰等深层次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界曾普遍认为“商文化不过长江”。1981年春，高至喜在《求索》发表《“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一文，首次系统梳理湖南地区的商文化考古发现，通过分析本土宫殿遗址、墓葬以及出土器物、铭文等所蕴含的商文化因素，推论出“这只能是直接接受中原文化的结果”；同时深入分析湖南商代青铜器的地方特色，又进一步指出，这些器物并非全由北方带来的，而是由湖南本土接受商人先进铸铜技术后，绝大部分在当地制作完成的。
同年秋，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率代表团访华，途经长沙时，通过省外办联系高至喜见面交流，高先生遂以《求索》所发论文相赠。次年5月，张光直在美国筹办商文化国际研讨会，通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夏鼐先生转达，向高至喜发出参会邀请。高先生闻之甚喜，尽管他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听课学习且身体抱恙，只能利用夜间挑灯进行论文写作，但还是克服困难用七八天时间完成了《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一文，得到夏鼐先生“甚佳”的阅后评价，在当年9月于美国檀香山召开的研讨会上亦受到好评。该文于1984年发表于《湖南考古辑刊》第二集，后获评“湖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该文还被翻译成英文，收录于1986年耶鲁大学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此外，他还系统研究了中国南方商周青铜甬钟和镈钟等乐器，探明了中国最早的甬钟产自湘江中下游地区，北方的早期甬钟是由南方传入的；他还打破了铜镈始于西周时期的传统观点，论证了铜镈最早可上溯至商代晚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至喜还陆续推出多部高水准著作，如《楚文化的南渐》《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楚文物图典》《湖南楚墓与楚文化》等。其中《楚文化的南渐》一书于1996年被纳入“楚学文库”首次出版，该套丛书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该书后经多次修订完善，又于2012、2017年先后被纳入“湖湘文库”“荆楚文库”予以出版，据悉2023年还将继续再版，堪称楚文化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名作。
高至喜一生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领域，要数湖南楚汉墓葬大型考古报告的整理编写。有感于业内考古资料长期积压、报告出版往往滞后的现状，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先后主持并推动了多项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撰出版工作。尤其在《长沙楚墓》与《长沙汉墓》两部专题报告上，他耗费了30余年的时间和心血。
1992年，年已六旬的他开始主持编写《长沙楚墓》，并申请获批为“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该项目历经9年努力，终于在2000年由文物出版社推出了一部100余万字、上下两册的大型考古报告。该报告收入1952至1994年在长沙近郊90多个地点清理发掘的2048座楚墓和14752件文物资料，被高度评价为“是一部构思缜密、研究深刻、自成体系的大型发掘研究报告，基本上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沙楚墓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成果”。
即便是退休以后，高至喜仍不计酬劳、笔耕不辍，坚持投身考古资料的案头整理工作。2001年，年届古稀的他又开始着手《长沙汉墓》的编写事宜，并于2002年再次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的整理编写任务，远比《长沙楚墓》更为艰难。由于涉及的发掘时间横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而且期间曾发生过文物下放、调拨和交换等情况，导致大量原始资料和标本分散于省内外多家考古文博单位，加上各时期负责发掘和保管的人员已几度更替，导致第一手信息资料已部分残损或缺失，原本熟悉情况的人员队伍也逐渐脱节。此外，能够汇集到的一些早期资料，也存在记录不全、绘图不准等种种局限。加上高先生本人年事渐高，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整理速度自然比预想更慢。但即便如此，高先生依然秉持信念、坚持不懈，终于在项目成员共同参与、课题秘书尽力协助下，历时21年，基本完成了整套书稿的统筹撰稿工作。全书拟收录1952至1995年在长沙近郊150余个地点清理发掘的2131座汉墓、4万余件器物资料，初步统计整体规模约170万字，照片、插图近7000张。书稿后续事宜将由项目组青年成员接手，待梳理妥帖后再交由出版社付梓。
以身作则，嘉惠学林
将薪火传予晚辈后学
高至喜先生不仅尽力打磨自身的考古与科研功夫，还格外重视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他坚信“一流的事业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在其数十年的从业生涯中，与其考古建树、学术成就交相辉映的，是其对后学人才不遗余力的指导与培养。
高先生曾多次为国家文物局在各地举办的业务培训班讲授“中国南方商周青铜文化”等课程，还为复旦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大学等相关专业学生授课。历经数十年，为全国考古文博人才培养贡献了自身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他还为湖南各市县主导开办了多期“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主要面向一些新参加工作的文物干部、教师和积极分子等，讲授文物基本知识和田野操作规范，培养了一批基层文物考古的中坚力量，大大改善了地方考古工作技术人员不足、文物出土信息上报不及时等情况。
在担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期间，为充实本馆业务生力军与后备力量，他曾先后引进十余名本、硕、博大学毕业生，并激励他们多学习、勤实践。这些人后来大多成长为湖南考古文博界出色的业务领导和学术骨干。他还通过课题实施和报告整理等途径，潜移默化带动老、中、青三代业务人员共同参与，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上薪火接续的传、帮、带。晚年退休以后，他还多次应邀亲赴考古一线，指导晚辈进行文物辨识和分期断代等。
为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搭建专业的交流平台，他曾参与创建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倡导创建湖南省考古学会并担任理事长。同时，为开辟稳定的学术园地，集中反映湖南考古文博工作成果，他还倡导创办了《湖南考古辑刊》，执笔撰写了发刊词，并邀请夏鼐为之题字赋诗。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年以来持续担任《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学术顾问和审稿专家，为后学的科研写作进行指导把关。
高先生从不吝啬向晚辈分享自己的治学经验与工作方法，面对潜心向学的年轻人，他向来热心进行答疑释惑。在2018年湖南省博物馆为他举办的从业65周年座谈会上，先生精心准备了数页手稿，将自身数十年的学术心得与治学理路和盘托出，并寄语青年后学：专业探索“重在积累，贵在坚持”。在2021年由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纪念中国考古百年暨长沙发掘七十周年座谈会”上，他再次回顾了自己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考古生涯，分享了《长沙楚墓》《长沙汉墓》等的整理过程与心得体会，并为加强湖南考古工作建言献策，提倡推广“晴天做田野工作，雨天做室内整理”的工作方式，以便及时撰写刊布考古发掘报告。
他在《长沙楚墓》《长沙汉墓》当中所采用的“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即典型墓葬重点举例，其他墓葬一般介绍）等编写方式与体例，也为其他时间跨度较大、墓葬数量较多、资料积压较久的考古报告撰写提供了范例和借鉴。他还曾作为学术顾问，指导了湖南《沅水下游楚墓》《沅水下游汉墓》等大型考古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
此外，他尤其注重专业阅读的重要性，提倡加强资料室建设，加强专业书刊的采购和保管。为了给晚辈后学提供更多的图书资料，他还以身作则，陆续将毕生藏书悉数捐献给了湖南博物院和益阳市博物馆资料室。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高至喜先生依然心系湖南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关注马王堆汉墓遗址、文物等的研究、展示与保护，并预备参加明年即将举办的马王堆汉墓发掘50周年纪念活动。直到今年3月下旬入院治疗之前，他依然带病坚持伏案写作，殚精竭虑于考古资料的梳理和编写，担心《长沙汉墓》的整理工作半途而废……
高至喜先生将毕生精力和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考古文博事业。从业的70年间，致力于考古调查与发掘，他探寻踏查的足迹几乎遍及湖湘大地；聚焦于学术整理与研究，他发表的系列论著成果，为构建阐释湖湘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上古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潜心于后辈人才的指导与培养，他率先垂范、慨然分享，为湖南各地乃至中国文博考古事业培育出大批专业人才。
作为先生曾倾力奉献的工作单位，以及先生曾悉心教导的后学晚辈，我们对先生的辞世感到无比遗憾和哀痛，对先生的平生功业、道德文章感到无限景仰与缅怀，也将秉持先生勤于耕耘、勇于探索和乐于助人的无私无畏精神，接过其传递而来的宝贵薪火，继续完成其未尽的心愿与事业，勉力在发展高水平文物考古事业、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再攀高峰。
（作者单位：湖南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