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作为古代照容饰面的工具，和古人生活联系密切，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历史艺术价值。我国铜镜的使用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有近4000年历史，直到清代玻璃镜引入，才逐渐被替代。而我国历史早期发现的铜镜数量并不多，商、周和春秋时期仅有零星发现。直至战国时期，中国铜镜的生产量大增，制作工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汉代，我国封建制步入巩固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这一时期，随着世俗主义的盛行，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器逐渐衰替，铜容器崇尚简素，而铜镜作为使用的生活用具得以保留。汉镜的装饰纹饰题材丰富，各种珍奇异兽、神人故事以及铭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汉镜的装饰艺术和制作工艺迎来了一个高峰。

湖南博物院收藏有200余面汉代铜镜，其中不乏精品，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汉镜，对其流行年代、纹饰、演变作如下论述。

西汉早期

西汉初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西汉早期的铜镜也处于与战国交替的阶段，在纹饰上仍有战国遗风：胎薄，面平，边窄，弦纹钮，主体纹饰下衬以地纹。战国晚期盛行的山字镜、蟠螭纹镜一直沿用到了西汉早期，特别是蟠螭纹镜的出土量众多，但战国时以缠绕型蟠螭纹饰居多，尽管也出现了在蟠螭中嵌入四叶之例，但与西汉时以四叶纹或博局纹与镜背分隔四区、蟠螭诡诈变幻不同，尤其是内圈带多配置铭文的结构方法和双线式或三点式的主纹饰构成手法，形成了西汉早期铜镜一大特色。除上述铜镜之外，草叶纹镜是西汉早期发现的一个新种类，草叶纹饰是将自然界的花草草叶经过高度概括而图案化。四乳草叶纹镜在所有粗叶木纹镜型中占大多数，它的纹饰不再用地纹做辅衬，而是在钮座上一般采用了铭文方框，方框外饰麦穗形纹饰，即所谓粗叶木，整体布局和谐舒朗，严谨对称，是一种不同于战国镜的新型样式。

西汉早期是战国铜镜与汉镜的交替过渡时期，战国时期流行的地纹在此时逐渐消失，纹饰不再繁缛细密，而是趋于粗放简练。镜背面出现大量铭文，如“修相思”“大乐富贵”，内容不仅有男女之间相思爱慕或朋友之间的馈赠之词，也有汉代人期盼“富贵”的人生追求，在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汉人渴求富贵的记载，如“天地熙熙，皆因利来；天地攘攘，均因利往”“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等。经过汉初的大乱，由文帝始，天下太平，人们追求“大乐富贵”，并期盼这种富贵的人生能够更为长久。

“大乐富贵”四叶蟠螭纹镜 西汉早期，圈带铭文为：“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纹饰由地纹和主纹构成。地纹为云雷纹，极浅。主题纹饰为多层式四花叶和四组蟠螭纹相间环列。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 西汉早期，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意为，明君君临天下有如阳光普照大地。存世的草叶镜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最多。

西汉中期—西汉晚期

文景之治后，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府库充溢，此时铜镜的铸造与使用也迈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铜镜在形制上也有一些变化，如镜面变大、镜体变厚、钮座多样化等。纹饰上，种类增多，如连珠纹、星云纹、禽兽纹以及创新的草叶纹等一些新型纹饰取代了战国时期繁缛抽象的纹饰，铜镜更明显地承载了禳灾祈福等功用。特别是铭文镜，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其镜铭作为装饰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到汉武帝前后镜铭逐渐成了铜镜的主体装饰。镜铭的字数也越来越多，从汉初的“大乐富贵” 四字简短铭文发展到圈带铭文，甚至有的分内外两圈。其中，以日光、昭明和铜华镜最为常见，内容多见祈愿高官厚禄，多福多寿的吉祥用语，也有赞赏镜体本身功能的语句。这些吉祥语不仅反映了汉代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西汉中期以后，铭文镜的镜铭越来越不严谨，除上尚方镜铭比较规范外，一般铜镜的镜铭上常出现错别字、减笔字、通假字以及漏字等情况，说明这一时期，铸镜业在民间已经相当普及，民间铸镜匠人的铸镜技术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四乳星云纹镜 西汉中期，镜钮为连峰式，即由多个高耸的小乳钉围绕一个大乳钉组成，似相连相抱的山峰，钮座均呈圆形，钮座外一周向内十六连弧纹。此类镜上不见铭文，这在汉镜中是相当特殊的。

“铜华”单圈铭带纹镜 西汉晚期，镜铭为：湅（炼）治铜华，清而明之，以为铜，宜文章，以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与天毋极而日月之光兮。“铜华”意为铜料之精华，指质量极佳的青铜合金，铸造出了这面精美绝伦的铜镜。“文章”是铜镜铭文与纹饰的简称，意指镜背图案雕工华美精致。此类镜铭，不仅宣扬了铜镜材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具备优质实用功能，还表达了对持镜者吉祥、长寿的美好祝愿。

“长宜子孙”鎏金博局纹镜 西汉晚期，镜背鎏金，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方框，方框内有铭文，方框四角各边向外伸出一双线T形符号，其对向为双线L形符号，方格四角对向为双线V形符号，将镜背整齐地划分为四方八区，间饰四神、羽人、灵兽等图案，或在奔走，或在舞蹈，栩栩如生。框外四角有铭文：长宜子孙。框内铭文为：内而光，明而清。湅（炼）石华，下之菁。见乃己，知人请（情）。心志得，乐长生。

“侯氏”七乳仙人禽兽纹镜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西汉末期之后，在铜镜中发现了大批以姓开头的姓氏镜，如“李氏”“赵氏”“陈氏”等，说明了该铜镜为私制，制镜的匠人直接将其名打入铭文中，以此告诉消费者铜镜的制造人，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传播效应，并形成品牌效应。内圈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乐未央。外圈铭文为：侯氏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为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祥），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

新莽时期—东汉早期

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复古改制，但在思想内涵、文化风貌、审美意趣等方面还是沿袭了西汉晚期的风格特点。这一时期铜镜与西汉晚期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铜镜的铸造工艺更精细，装饰手法复杂多变、更有层次，铭文内容也更丰富。这一时期，纹饰依然以阳线勾勒轮廓的表现手法为主，镜面布局以乳钉间隔等分和同心环绕的多层纹带。汉镜的精品佳作大多出自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博局纹镜，发展到王莽时期，已经成为当时最繁盛的镜类之一。主要表现在镜面纹饰上新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瑞兽、禽鸟、羽人、蟾蜍、八鸟等祥瑞动物纹。铭文镜除昭明镜、铜华镜外，开始出现纪年镜、“新有善铜”以及超长的七言韵语等铭文镜型。铭文的内容多与阴阳五行、羽化升仙、谶纬迷信相关。东汉前期，博局纹镜、乳钉禽兽纹镜虽然盛行，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许多富有创新风格的东汉镜型已渐次出现，如连弧云雷纹镜。这一时期社会动乱，神仙方术及谶纬、五行流行于世，西王母、东王公、四神、天禄辟邪等神人神兽及博局纹都成为铜镜主要装饰纹饰。

“新有善同”四神博局纹铜镜 新莽及其前后。博局纹镜也称规矩纹镜，其命名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之一。有学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上发现 “刻具博局去不羊”的铭文，将其定名为“博局（纹）镜”。根据纹饰内容的区别，博局纹镜可细分为四神博局纹镜、禽鸟博局纹镜、几何博局纹镜、简化博局纹镜等。

“子孙长宜”连弧云雷纹镜 东汉早期，圆钮，柿蒂纹钮座。蒂瓣间饰有“子孙长宜”四字铭文，字体为长脚花式篆，其内区装饰一圈连弧纹，素平缘，镜面凸起，镜背边缘上翘的做法从这时起逐渐成为定制。但自汉明帝时开始，连弧云雷纹镜渐次出现，它可以看作是西汉连弧纹铭带镜的简化形态。

东汉中、晚期

随着柿蒂钮座在东汉镜上的一再被加工，新镜型的出现为其演变而带动。如变形四叶纹镜，当柿蒂变成蝙蝠形四叶向外呈放射状，在拉开的四个柿瓣之间，出现了由内凹弧线组成的四边形。四叶间配有兽首、夔纹、凤纹等纹饰，四叶内还往往带有铭文。此类镜流行于东汉中、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出现。与变形四叶纹镜同时流行的还有变形夔纹镜，此类镜将双夔相对排列在镜钮两侧，其铭文也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它的布局打破了此前长期采用的“心对称”式，改为“轴对称”式，形成了新的风格。

东汉中期以后，北部战乱频发，南部相对稳定，铜镜的发展也形成了南北两个系列。北方的铜镜基本继承了西汉中期以后的特点，如夔凤纹、变形四叶纹、连弧纹等。南方主要以高浮雕神人神兽居多，一直发展到东汉晚期，半圆方枚神像纹镜、人物故事或神人车马画像纹镜、重列（阶段）式神像纹镜等一类新镜型开始流行，并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此类镜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多出土于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主题纹饰如西王母等神仙、龙虎灵兽等神兽，体现了东汉中晚期民众对长寿升仙、驱邪辟凶的诉求，侧面反映了南方地区自远古时期信鬼祀神、巫风盛行，至东汉末年终达极致。

“青盖”龙虎纹镜 东汉中期至晚期。“青盖”原指帝王座驾。“青盖作竟（镜）”意为用像帝王座驾一样结实的材质做的镜子质量上乘。东汉时期，私人作坊以“青盖”二字作为自家铜镜的品牌，一方面借其寓意证明自家铜镜堪比官方、铸造精良；另一方面与其他姓氏镜以示区别，宣传品牌，扩大影响力。镜铭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位至三公”直行铭文双夔纹镜 东汉中晚期，圆钮，圆钮座。上下各两条竖直线分别为“位至”“三公”。铭文两侧为对称的变形夔龙纹。此类镜将铭文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打破了此前采用的“心对称”式布局，形成了新的风格。

明镜所以察形，述古所以知今。以上精选的铜镜是湖南博物院院藏汉镜中的代表，基本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各时期铜镜的特点。随着汉镜的发展，铜镜也逐渐平民化，作为一般平民百姓的日用生活必需品。汉镜不仅承载了宗教信仰、美好祝愿等寓意，也具有“明镜高悬”的社会教化意义，通过历史与神话、神人与神兽等交织的画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虚实结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