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建水窑明代青瓷嬗变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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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腊腊 郁永彬 张茂林

云南省南部红河北岸的建水县,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陶瓷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建水县志》记载:“昔江西景德镇人尝购以饰瓷器”,正说明这一点。学术界对云南青瓷的研究主要关注考古学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对推动云南青瓷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云南建水窑明代青瓷嬗变之因的历史背景、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丧葬习俗和市场需求做简要分析。

历史背景

云南处于中国西南边陲,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元代时期在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建立云南行省。元代以后大量中原人涌入云南。随着不少陶瓷手工业者的涌入,致使施釉制瓷工艺传入此地,而建水也因此发展成为滇南文化中心和贸易集散地。由于当地窑工将不同窑口的特色,如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制瓷工艺融入地方窑口,加之地区差异以及所用原料和加工工艺不同,逐渐使云南各地生产出兼具地方民族特色和时代共同风格的瓷器。

明清是建水文化大发展和特色文化形成时期。明代中后期,云南与内地交往频繁。由于人口骤增,地方生产的瓷器已不能满足民众基本需要,加之景德镇瓷器大量输入且品种繁多,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并以其质地优良之势而取代地方瓷的位置,阻断了云南当地瓷器的销路,使其产品过剩、价格低廉。随着云南瓷器的逐渐衰落,地方部分瓷窑不得不改为烧造粗瓷和细陶。

交通运输

建水距昆明220公里,地处滇南交通要冲,有着一千多年的建城史;秦开“五尺道”后,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汉代先民开辟了自滇池地区向南行经蒙自、屏边、河口进入越南的国际通道“马援古道”,它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二条通道。唐宋时期,又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至越南的“步头古道”,建水即成为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地。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销往东南亚诸多国家,先进的农艺、制瓷工艺和文化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国外的商品和文化也输入中国,促进了内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元代置临安、广西、元江等地宣慰司兼管军万户于建水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佛教、交通的中心和贸易集散地。其影响力辐射玉溪、楚雄、大理等云南腹地,向东可经红河由河内、海防出海。综合来看,建水窑并非仅针对本地市场的小型窑场,应是区域性的瓷业生产交流中心。

自然资源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南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从新石器时代便开始烧制陶器,由最初的陶器、釉陶到青瓷、青花瓷,以及后来的黑陶和紫陶等。限于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制作陶瓷原料多就地取材。这主要取决于建水矿产资源丰富,有陶土、紫土、瓷土、铁矿、石材、河沙等,尤其是陶土中氧化硅、氧化铁含量较高,致使陶器烧成温度较高且胎体多呈灰色。碗窑村坐落在草木茂密的山林,坡地利于搭建龙窑。全村地表均是陶土,分布面积广,厚度约为4米至6米,村北的杨家沟、黄家冲、望城坡附近所藏陶土质量最佳,白黏土、黄黏土、红黏土存量较多,开采也相对容易,因此产品质量优于云南其他地区。

丧葬习俗

云南自南诏起实行火葬,火葬墓是以同宗、同族,共同信仰佛教密宗为原则的公共葬地,基本分布在以白族或彝族为主的村子附近山坡上。从葬具看,南诏至大理时期陪葬品较少,有浅圈足釉陶碗,泥质细陶、绿釉陶占主要地位;北宋末至元代,葬品种类增多,有圈足釉陶器和绿釉陶;元代云南仍盛行火葬墓,其早期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中晚期出土的瓷器以青釉罐、瓶为主,景德镇元青白釉碗盘逐渐增多,并有元青花瓷、龙泉青瓷的发现。元末尽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釉青花,但并不能取代部分泥质陶和釉陶的生产。

明清时期,云南地区以江南籍、江西籍移民为主体,主要分布在交通沿线和黔中、滇中、滇南和滇西南地区。此时云南呈现江南、江西特色。受中原文化影响,明代改为棺葬,但在云南腹地,棺葬和火葬并行,火葬以云南青釉、青花为主,或者陶、瓷并存随葬,做工不精细含杂质且器形不完整。如明代镇守边疆的墓葬以云南青花和永乐白釉为主;土坑墓以云南瓷器居多,主要是在明初至明晚期的红河地区。明代中期以后,除边远民族地区外,交通发达地区的墓葬随葬品基本是景德镇瓷器,以青花为主,丽江、禄丰、腾冲等地的窖藏以景德镇瓷为主,云南产的青釉、青花则越来越少。而以陶俑随葬的石室木棺墓,流行于嘉靖时期,多为府一级官吏的墓葬。云南最高统治者黔宁王沐氏墓地陪葬品主要是金银铜铁锡器,将军郭氏墓的出土物主要为铅器。明代云南由于移民棺葬的兴行,景德镇瓷器的输人和火葬习俗的禁止,逐渐改变了以烧陶、青釉瓷为主的面貌。

市场需求

云南青瓷是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民窑产品,与其他地区的青瓷相比,在器形和精细化程度上都有所欠缺。一是颜色不够稳定;二是国内日渐发达的交通物流状况,使得省外产品大量销往云南,侵占本地市场。据《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记载,南方土司主要贡物为马、象、犀角、孔雀尾、玉石、槟榔、黄蜡等。其中并没有瓷器,可知瓷器在明代时期并非朝贡之物。

从云南窑址、墓葬、窖藏等出土物看,元明以来,陶瓷生产集中于碗窑村,这里散布着多座龙窑,陶瓷器残片、窑具以及生活用具。从墓葬出土物来看,元代墓葬出土随葬品主要是青釉器;元末明初至明晚期的土坑墓以云南瓷器居多,主要是在红河地区。火葬墓出土随葬品基本以青花为主,而且主要是随葬在将军及以下等级的墓葬中,即瓷器较金银器地位低。故此可知青瓷在明代较青花产量少,并且主要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用具。

因此,笔者认为云南窑工根据其本地特色和习俗,在原有的制瓷原料和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对元代晚期引入的龙泉窑制瓷技术不断改进,在明代中期生产出质量较佳、风格与龙泉窑较为相似却不失当地特色的青瓷产品。而明代晚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器及其制瓷技术的大量输入,对云南瓷器的销路及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当地制瓷工艺和产品质量下降。另外,碗窑村北面的杨家沟、黄家冲、望城坡附近所藏陶土质量最佳,最开始烧制陶瓷时质量是否较佳,而随着时代发展,制瓷业的不断进步,原料质量较早期差从而产品质量降低等均未可知。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陶瓷之路”视域下景德镇清代釉上彩瓷综合研究(22VJXG025);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史视野下景德镇陶瓷工业考古及工业遗产保护研究(21LS11);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211326)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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