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满怀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征文物见证这一苦难辉煌的历程，承载着伟大的长征精神，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长征文物涵盖红军走过的关隘、道路、渡口，驻扎的村庄、建筑，重要会议地点、战场遗址，以及烈士墓地、陵园等纪念设施，总数超过2100处。保护好长征文物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工作重要内容。

酒海井遗址位于广西灌阳县。1934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经历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一战——湘江战役，在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苦战数昼夜、付出巨大代价后，最终突破封锁、抢渡湘江。是役，红三军团红五师在新圩阻击来敌，于和睦村下立湾屯设置临时战地救护所。阻击战结束后，救护所里百余名重伤员未及转移，不幸落入敌手。战士们被敌人用棕绳捆绑，残忍地丢入酒海井，用机枪扫射并投以乱石，全部壮烈牺牲。这些战士大多只有十八九岁，面对凶残的敌人，无人却步、无人求饶，他们高呼口号，慷慨赴死。酒海井成为红军战士英勇就义之所。

2014年当地建成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2017年启动烈士遗骸打捞工作，共打捞出2300多块人类骸骨。经科学鉴定，骸骨分属20多个个体，骨龄在15岁至25岁，身高1.37米至1.63米，有些颅骨上有明显外力创伤痕迹，部分遗骸周围有保存完整的绑缚状棕绳残段和依附骨骸的坠石。对此情景，观者不禁回到那个阴云惨淡的日子，无不悲悯泪目、心生震撼。

长征英烈就义地概况

灌阳县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引发社会对长征英烈就义地的关注。不同于其他红军战士英勇捐躯的战场遗址，此类地点是红军战士身陷绝地、断无取胜或脱险可能，在生与死、坚守与变节的抉择面前，矢志不渝跟党走、毅然追寻真理、舍弃生命之地。这一幕在长征历程中反复上演。根据以往文物调查，此类长征文物尚保留多处。

水木洞红军战士殉难处位于贵州遵义仁怀市。洞口面积约20平方米，深约30米。1935年3月，与大部队走散的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21名战士天黑行至大河沟，被地方保长带领的保丁、匪徒三百余人搜捕、围堵，最后全部被俘。匪众造谣鼓动“共产共妻”“红毛要吃小娃儿”，将红军战士推拉到水木洞生生杀害。每杀一个，即把尸体推下洞中，一连砍杀20人，仅年龄最小、操四川口音的杜海成幸免。水木洞后被当地人称为“杀人洞”。

困牛山红军跳崖遗址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1934年10月，红六军团途经石阡，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重重包围，开始长达十余天激烈的甘溪战斗。在主力突围后，红五十二团奉命断后，阻击追兵。为牵制敌军保证主力部队安全，将士们放弃南撤路线，改道向西，逐步退至地势险峻的困牛山。阴险的敌人胁迫百姓在前充当“肉盾”，一步步向红军阵地靠近。红军战士个个目眦欲裂，却唯恐伤及百姓不忍射击。退至崖边后，170余人宁死不做俘虏，毅然跳崖，多数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之歌。

羌峰红军战士遇难地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后，当地豪绅与反动势力相勾结，将留下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二军政治部39名战士全部杀害。随后，又将其他5名战士骗至政治部。战士们明白自己落入圈套，他们细细掩埋完毕战友遗体后，凶残的匪徒将他们押至一片白杨树林中全部杀害。遗址南北长20米，东西宽6米，呈长方形，为临河台地。至今当地羌族百姓中还流传着红军战士的壮烈故事。

禄劝红军洞位于云南昆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长征经过该地，将一批伤势较重的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主力离开后，敌人挨家挨户搜查，17名战士不幸落入魔爪。残暴的敌人严刑拷打，却无人屈服、投降。敌人恼怒万分，除5名小战士强迫当帮工外，其余12人全部被杀害。敌人把红军战士押到落水洞边，刽子手抬着树杈猛然把两位战士推下深不见底的洞穴，后面的战士见状，高喊“不用推，自己来”，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便纵身跳下洞去，英勇就义。为作纪念，当地群众将该洞称作“红军洞”。

其他历年调查发现的红军长征战士就义地遗址尚有：贵州余庆万丈坑红军战士殉难处、息烽没量坑红军战士殉难处、册享长冲地红军殉难处、广西灌阳红三十四师潮立大小岩驻扎地遗址，等等。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红军战士忠肝赤胆，一往无前，为了胸中理想甘愿付出一切，彰显了高贵品质与伟大人格，彻底与旧政权、旧军队之间划出了深深的鸿沟。这重于千钧的死，进一步唤醒了百姓、震慑了敌人，英烈以生命之花最后一瞬的绚丽绽放，在灵魂深处的较量中将敌人击溃得无处容身，以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向中国革命事业前方照射出一束无比灿烂的光。

长征英烈就义地保护利用情况

上述就义地遗址中，2006年酒海井作为湘江战役旧址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仁怀水木洞红军战士殉难处等3处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禄劝红军洞等5处被公布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其他长征文物一样，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下，长征英烈就义地保护利用工作有序推进。一些地区对烈士遗骸进行清理安葬，除灌阳酒海井遗址外，1966年贵州余庆县龙家镇人民公社组织20名青年将万丈坑红军战士殉难处的红军尸骨清理拣出，合葬于发掘的坑旁并建墓立碑；册享长冲地红军殉难处，1970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取出烈士忠骨移至县烈士陵园安葬。困牛山红军跳崖遗址已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多地方建立纪念设施或整修墓园，每年清明各界群众来此深切缅怀祭奠，让英烈得到身后应有的哀荣。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长征英烈就义地保护面临特殊的问题。总体来讲，相对于其他长征文物，长征英烈就义地总数和分布状况还很不清楚，目前调查登记数量只占总量的一小部分。其他革命事件发生地，大多有幸存者或见证者的回访回忆，对于指认地点、明晰事迹大有帮助。而长征英烈就义地的当事人多不在世，记录又很稀缺，史实恢复与现场辨识存在不小难度，时过境迁，人、事、物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其次，这类遗址多以井、坑、崖等形式出现，地处偏僻荒野，保护管理较为薄弱。云南禄劝红军洞，早年还发生人畜坠落事件。多数地点没有显著标识，甚至被野草覆盖，让人无法与当年的红军英勇事迹相联系。再次，就义地大多埋藏遗骸或散落遗骨，骨骸收集和保存也需高度重视、认真处理。

保护利用思路对策

长征英烈就义地的保护利用需要结合其特点科学实施。首先，还原历史是确认文物真实性、凝练文物价值和推进保护利用的基础，必须加强相关史料收集整理、史实研究和事迹编撰。这些史料既包括党史军史相关文献记载，也包括地方志、文物档案记录，以及当事者、见证者和他们亲故的相关口述资料，甚至也包括敌方战报等各类记录，相互佐证、辩证采纳，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文字记录的考证与现场勘察须紧密结合，将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充分运用到革命文物调查研究中，对于恢复历史场景具有重要意义。

在充分认识长征英烈就义地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提升遗址的保护级别。相较于长征途中重要会议会址、战场遗址等，就义地多寂寂无闻，所见证的事迹或许对长征进程没有根本性影响，但它们真实反映了红军长征的艰辛与壮烈，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是长征精神重要体现，构成特色鲜明、价值突出的长征文物类别。应在研究确认史实、地点和文物构成的基础上，将重要的就义地公布为保护单位，夯实保护利用基础。

多数就义地不具备建设高大纪念设施的条件，应尽可能依法设置标志碑，明确事件发生地点，并对英烈事迹作出简介。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管理单位要强化管理责任，确定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压实巡查看护责任，及时清除杂草乱石。对于就义地周边历史环境和自然风貌要尽最大可能予以保护，山川、地形、植被、水系，目之所及尽可能原貌保护，青山埋忠骨，英烈的生命与事迹早已与牺牲之所融为一体，保护好环境也是对英烈最大的尊重。

纪念先烈、激励后人，就要充分发掘就义地相关历史，充分发挥就义地的教育功能，通过各类媒体讲好其背后的英烈事迹。与企事业单位加强合作，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大中小学生到此参观、祭扫、缅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更加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和信心。要按照烈士纪念设施有关规定，规范祭扫活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就义地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契机，要科学规划，将就义地与其他长征文物、纪念场馆有机串联，通过整体保护提升就义地的保护利用水平。

长征英烈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奉献了最美好的年华，保护好长征英烈就义地是对他们永远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