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鸿山越墓群发掘于2004年至2005年，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鸿山越墓群共发掘了7座土墩墓，出土原始青瓷器、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余件，是迄今为止越国贵族墓葬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鸿山越墓群中发现文物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为邱承墩（DⅦ），也是这7座墓葬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该墓出土了4件“蛇形玲珑球形器”（以下简称“玲珑球”），其中2件残损严重，无法复原，另外2件形状大小基本相同，均为球形、中空，下部有矮圈足，球身由8条蛇组成，蛇身盘成圆圈状，组成镂空球形，蛇头、蛇身饰点状蓝色琉璃釉，并用红彩相间。目前尚未在其他同时代墓葬中发现过同类器物。这几件“玲珑球”因其制作精美、数量稀少、功能不明等诸方面因素，特别能吸引人们关注。一般推测“球形器”可能是“象征王权、神权的法器或神器”。笔者最近重读了一遍《鸿山越墓发掘报告》，对“玲珑球”的功能有一点自己的看法。

发冠说

两件可复原的“玲珑球”大小分别为足径6.7、高5.8厘米和足径6.6、高6.4厘米。约相当于一个成年女性拳头的大小，球体下部为一矮圈足，圈足内无底。通过对“玲珑球”的材质、形状和大小分析，笔者推测其有可能是用来束发的冠，且其器身镂空，方便于插戴发簪和结冠缨，下部圈足形也适合套戴于发髻之上。

虽然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与“玲珑球”形制完全相同的冠，但与之相似的西周时期材料尚有几例。如1964年发掘的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出土的车马器中有一件人形车辖的铜人，铜人头顶上戴有一近筒状、周围为三角形和菱形镂孔的冠；另外，1967年发掘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M1，在该墓的腰坑中出土了1件玉人，玉人发髻如“盘蛇”，应该是戴了一个蛇形的冠。这两则材料都与“玲珑球”有一定的相似性。

席镇说

根据《鸿山越墓发掘报告》的图一四七（3）——邱承墩墓葬平面图（墓室东部），4件“玲珑球”的出土位置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基本上是分布在一个近长方形的区域内，其长边长度约85~90、短边长度约45~50厘米。

虽然考古发掘中战国时期完整的坐席出土很少，但根据陈增弼等人的研究，汉代独坐小榻的长度大约为75~130厘米，依据主要为《初学记》卷二五引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以及望都汉墓、铜山洪楼村汉墓等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中人物与“独坐小榻”的比例资料。对比可知4个“玲珑球”分布的范围基本上与一个人独坐的小榻大小相当，大约古代一人独坐的席也是这样的尺寸。另外，同时代的绍兴印山大墓出土了19件玉镇，器高多在6~7、底径8厘米左右，与“玲珑球”的大小非常接近。

帐座说

邱承墩墓葬葬具及墓主尸骨荡然无存，根据玉器摆放位置，墓主应安葬于墓室东侧，也就是接近这4件“玲珑球”分布范围的东侧。通过对发掘报告图版照片的观察，“玲珑球”的内侧似有木质腐烂的痕迹，再联系到其顶端有一圆形孔洞，“玲珑球”也有可能是一种帐座，木质痕迹有可能是为了增加其稳定性而在其内部嵌放的木芯，顶部的圆孔可以用来插帐杆。

墓葬中放置穿孔帐座的传统在汉代即已出现，魏晋时期比较流行，春秋战国时期是否有这种葬俗尚缺少资料印证。虽然属于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厝墓的东库以及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中都发现过帷帐架构件，但这两例的情况都是将帐架构件与木杆一同埋入器物坑中，并未经过组装。

以上的3种推测都有一定的支持理由，也有不少不利于这些推测的证据，比如4件“玲珑球”的摆放位置就很不利于“发冠说”；比较脆弱的质地和易碎的镂空形态又不利于“席镇说”和“帐座说”，笔者在此将自己简单的一些思考表述出来，与“象征王权、神权的法器或神器说”一样，也只是备一说而已。

历史上很多古代器物的真实用途在岁月的长河中都渐渐模糊成为一个个谜团，我们在试图解开这些“谜团”的时候，必然会去寻找可做参考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增进了我们对古人生活方式的理解，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想作为一个考古人这就足够了。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