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兵钱”是早期压胜钱的一种，因其钱文有“辟兵莫当”得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可追溯于宋代洪遵《泉志》：“右辟兵钱。旧谱曰：径八分，重三铢，背面皆有周郭，又有两重，于方穿之中复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辟兵莫当。皆篆字。其间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的考古工作证实这是一种流行于西汉的器物。山东地区则是这一器物流行的重要区域，目前考古发现的所有类型几乎都在山东出土过，年代序列从西汉早期一直到西汉晚期，缺环较少。

目前所见尺寸最大、年代最早的辟兵钱出土于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图1）。这枚辟兵钱为圆形方穿，方穿内交错有一小穿，也就是《泉志》中所说的“于方穿之中复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一面铸钱文“辟兵莫当”四字，逆时针排列，四字间有四乳钉相隔。另一面为素面。直径达7.4厘米，比当时行用钱大不少。

与《泉志》中描述比较接近的标本在山东枣庄凤凰山墓地M37出土过（图2）。枣庄凤凰山这枚辟兵钱（M37∶4）主体部分类似圆形方孔的行用铜钱，直径2.4厘米，也与当时流行的五铢钱尺寸类似。钱文一面为“辟兵莫当”，一面为“除凶去央”，皆为逆时针排列，字与字之间也都有乳钉间隔。穿孔的处理也与巨野红土山出土的那枚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这枚钱上端为带孔的小柄，下端为一圆环。环径1.9厘米，通长达到了4.8厘米。

此外，还有一类主体穿孔为圆穿的类型。1979年出土于山东青岛崂山解定夫妇的墓中（图3）。钱币主体直径2厘米，下端圆环直径1.2厘米。整体锈蚀较重，钱文相对模糊，发掘者将其释读为“辟兵莫当”“除屯去央”。

新见资料《昌邑辛置——2010～2013年墓葬发掘报告》中对这一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细节。山东昌邑辛置墓地M35出土的辟兵钱（M35∶4）钱径2.1、环径1.4、通长4厘米（图4）。钱文布局与青岛崂山所出的基本一致：一面自穿右起顺时针旋读“辟兵莫当”；另面自穿上起顺时针旋读“除凶去央”，且此面四字均为反书写成。此外，距离昌邑不远的山东安丘鹿村墓地也出土了3枚类似形制的辟兵钱。

“辟兵”也就是“避兵”，即积极辟除战争带来的兵祸之灾，这既包括战争中兵戎利器的直接伤害，又包括战争所带来的瘟疫疾病等后续灾害甚至是对兵鬼的恐惧等。辟兵方技属兵阴阳家，汉代比较流行。胡家草场墓地M12随葬的四千余枚竹简中，就有数则辟兵之方。文献中的辟兵之术还涉及蟾蜍、蚩尤等，如《抱朴子》载：“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东观汉记》载“诏令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

辟兵钱或被称为“辟兵符”，但都认同其具有对应的辟兵之力。昌邑辛置M35∶4的圆环上可见布纹的痕迹，出土位置又在墓室中部的墓主腰部位置，很可能说明此钱为佩戴之用。

山东出土辟兵钱的这几座墓葬中，巨野红土山汉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大型竖穴岩坑石室墓，主流观点认为墓主是昌邑哀王刘髆，也有观点认为是山阳哀王刘定，但都不能否认其级别之高、规模最大，出土辟兵钱的形制目前也是独一无二。而此外几乎都是中小型墓葬，青岛崂山解定夫妇墓与枣庄凤凰山M37还出土了印章，说明墓主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类群体面对战乱恰是最容易受到威胁、也是最为被动的，所以通过辟兵钱来表达保全生命财产的美好愿望也就不难理解。几个标本中，钱文读序不一致的情况很常见，但“辟兵莫当”一面都相对规整，这也再次说明“辟兵”才是此类钱币最本质的诉求。

汉代山东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也更有条件接受、使用辟兵钱这种器物。加上战国以来齐地巫风盛行、方士辈出的传统，这类被赋予神秘力量器物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昌邑、安丘、崂山三处出土辟兵钱相对集中，三地在汉代之时都处于胶东国的范畴。胶东国王刘雄渠曾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其封国自然受到影响，民众对战乱的恐惧自然不必多说。胶东又近海，距离齐巫信仰中的海上仙山也更近，栾大等知名方士就出自胶东国，社会层面对于巫术的推崇也有近水楼台之利。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该地又成为辟兵钱在山东流行的一个重点区域。

总之，辟兵钱这类承担着汉代人特殊需求的器物，因经济、社会背景等在山东比较流行。而昌邑等胶东国旧地又因自身的诸多因素，成为山东地区比较突出的流行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