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一部分，长城分布广袤，绵亘万里，大部分分布于农牧交错带，在持续修建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民族、文化产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清平堡是长城体系中的一个营堡，建成至废弃延续时间二百年左右，在这个营堡里，在这段时间里，民族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在发生，发生的过程已经成为历史，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断壁残垣会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也曾经在此发生。

遗址简介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属于延绥镇辖下中路榆林分守道统辖，北邻中路榆林分守道下辖的威武堡（位于横山县塔湾镇），相距20千米，西邻延绥镇西路靖边分守道下辖的龙州堡，相距15千米。在明代清平堡承担了“边墙三十一里二百六十步，墩台三十一座”区域的防卫瞭守任务，同时还与其他营堡一样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

清平堡修建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米），系极冲中地，屡有增修，弃置于康熙年间。清平堡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向东南突出的一个部位之中，处于沟通芦河支流与大理河川道的咽喉部位。清平堡在被废弃后鲜有人类活动，但以城隍信仰一直为当地及周边居民所熟知，现存堡墙一周，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00米，东西长约300米。堡内外高低起伏，为流沙覆盖。

考古工作

2020年至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清平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5000平方米，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瓷器碎片、彩绘泥塑神像、宗教用品，还有极少量的武器类军事用品。

中心楼 中心楼原本为一座高台楼阁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规划中心位置，现仅存台体部分，台体下设四出券洞，连接堡内四条主干街道。台体南北长17米（南侧增建部分长5米），东西长12米，残存高度约4.2米，夯土包砖。中心楼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成都出土的汉代市场画像砖有明确的中心楼形象，反映出营堡的商业功能属性，这也是营堡自我定位的一个体现。

南门与瓮城 南门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与中心楼南侧券洞正对，整体破坏严重，城墙宽8.4米，门道宽3.5米。门外设瓮城，东西长13.4米，南北宽9.5米。北、西两面为营堡的城墙，东、南两面为构筑的瓮城城墙，瓮城门东开，门道宽3.3米，门洞内部两侧墙体保存完整，残高2.1~2.3米，顶部券洞坍塌。现存瓮城墙体顶部残宽1.2~2.1米，墙体底宽4.6米。墙体残高1～6米，内部为沙土混夯而成，夯层明显，外部为双层青砖包筑，墙体顶部残留15~25厘米三合土防水层，墙基部分为两层红砂岩石条砌筑。“重门袭固，奸宄是防”，南门及瓮城址的军事防御属性是营堡修建时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体现。

显应宫 显应宫位于中心楼西侧偏北，南北长65米，东西长约25米，平面为长方形。建筑结构保存完整，由砖砌的照壁、大门、院墙、戏台、东西两庑、正殿、寝宫等部分组成，整体呈轴对称分布。出土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材料，还有一部分宗教用器物。显应宫的长方形平面布局及前朝后寝、戏台与照壁、东西两庑的结构，还有砖砌房屋的形式，都体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东西两庑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明朝风格的形象和蒙古风格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在清平堡内，蒙汉两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处的情况。

民居与商铺 在中心楼南侧街道两侧清理出分布较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间，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为“一宇两内”的结构，住房内有砖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遗迹，为当时驻堡军民居住的普通民居。在街道西侧房屋墙体外发现有砖砌三瓣蝉翅慢道，应该为当时小型商铺的对外窗口处。这样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当地还是占据主流地位。这些遗迹反映了清平堡当时密集的人口与活跃的商业活动。民居中的火炕与碾房也体现出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营堡外的寺庙遗址 营堡外侧护城墩南侧的寺庙遗址，位于营堡西侧200米处护城墩南侧20米处的一块高地上，为一处南北向长方形院落，长23.5米，残宽12.5米。自南向北由门道、中央通道、东、西侧殿和正殿等部分组成，呈轴对称分布。遗址区散落有大量砖瓦建筑材料，出土有“三生神佛”铭文石块、陶三足香炉、彩绘泥塑残块等遗物。营堡外侧建立佛教寺庙，在三十六营堡中多有存在。这处寺庙分布在护城墩之下，尤其体现出清平堡在使用过程中所具有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宗教氛围。

初步认识

通过以上的考古工作，我们对清平堡遗址有了初步的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军事和商贸二重的，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发掘揭露的这些遗迹反映出在清平堡及其周边，在清平堡使用的时代里，蒙汉两族是以交流融合为主，宫室制度传承有序，上溯源可至战国秦汉时代，下影响直到现代。对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考古工作，要明确长城修建时的主观定位，明确长城在使用过程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并以此为基础，阐释长城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一步认识到民族的融合发展与文明的交流融合始终是历史的大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 靖边县文物保护中心 

执笔：于春雷 李坤 张亚旭 田厚嘉 闫佳楠 康宁武 高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