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是朱家济先生120周年诞辰，今年正值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创办60周年，中国美术学院联合浙江省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朱家济法书集》与“朱家济法帖丛编”，不仅实现了文物界、书法界学者同道多年的夙愿，展示了他书法作品的全貌；同时丰富的手稿、信件等第一手资料，也让我们看到了朱家济鲜为人知的一面。

朱家济（1902－1969），字豫清（豫卿），又字余清。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作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曾受聘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专业主课教师。朱先生擅真、行、草三体书法，对书法传统有极深的理解，作品俊丽清健、笔跃气振，代表了时代的高度。《朱家济法书集》搜集了公私收藏的先生遗墨，包括信札、文稿、诗文题跋等多类法书作品，按类型分编为上下册，全面展示了先生书法实践的高度和广度。

朱家济先生是博通经史的一代学人，中国杰出的文物研究及鉴定专家，是诗书兼善的书法大家，更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美院历史上的一位重要先师。

百余年前，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文明冲突，国族危难，民智勃兴，变革丛生，中国传统的学术与艺术也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与嬗变。朱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受到最好的传统教育，他这辈人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是最后一代具有国学和书法“先天”经验的中国人。他们将命笔挥毫视作与生俱来，将书法修习与求学问道视作一体之事，他们以书法作为学问之余事，又以书法作为生命之当然。这既是我们理解朱先生这代人书道之关键，也是认识其思想境界之根本。

朱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审查和文物鉴定专门委员，从1953年开始，他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与沙孟海共事，负责地面文物的鉴定与研究，对浙江文物保存与勘定工作有奠基之功。朱先生与沙先生是同代人，但其学问取向却有所不同。沙孟海的学术基础是清代朴学与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早年受“疑古派”影响颇深，其考证文章将书法研究与考古研究融为一体，文献爬梳之外自有其史学之目的与见解。比较起来，朱先生的学问之道更趋“正统”，家学渊源之外，在就读北京大学期间他曾追随黄侃先生深入研习《说文》，犹工小学。朱先生著述不多，但从其众多碑帖题跋和鉴古札记中，可以大致判断其学术路径。除了自幼熏习陶养的卓越鉴古能力之外，我以为朱先生学问上践行的是清代学术史中最为核心的两大治学原则——章学诚所谓“源流互质”，以及章太炎主张的“务持终始”。《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先生考镜源流，深入过往先贤的思想世界，“言行交推”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实践与人格整体，力图做到“修辞立诚”“论古必恕”。他的许多鉴古短章中，三言两语即鞭辟入里，既可以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又能够做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他的一生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从其论书教学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知到他在中国书法史、学术史的大体系中文理密察，辗转相推，真正做到了会通终始而知本。

学问取径虽有所不同，沙孟海、朱家济等一代前辈大家，却都将毕生精力投身文史构建与疏通工作，成为书法之学连接古今、会通经史的重要象征。他们历经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在现代视野中整理国故，于学院体系中弘扬国粹，功莫大焉！

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中国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朱家济应潘天寿先生之邀受聘为教授，主讲书法与古典文学，成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朱家济出身书香门第，自有世家公子的清芬劲节，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在书法史上声名并不显赫。他的书法典丽中正，不以外在风格博人眼球，正所谓静水深流，可为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言。朱先生学书宗法二王正朔，犹工真、草、行诸体，笔法严整细腻，风格隽秀雅正；其笔法纳险劲入平和，不求工而自工，使转提按间蕴起落微茫之意，潇洒清健中有金马玉堂之气，不愧大雅风度。

在致母亲大人的数十通书信中，朱先生以清峻的书法、轻松的语调诉说着日常琐事，点点滴滴之间体现出真切深厚的孺慕之情。那个时代，六十余岁的朱家济先生正身处困苦磨难之间，从汪济英多年后撰写的悼念文章中，依稀可以想见当时情状：“十年浩劫中，四凶肆虐，大道不行，蒙冤者无算，先生亦不免焉。先生固有心疾，自此病日剧。某年冬，杭城大雪断桥冰封。先生每晨去孤山‘请罪’，越桥时，虽累足而行，犹数踣之，无奈，匍匐过……”正是在这等磨难之中，朱先生给母亲的信里却依然是春风满纸、妙语连珠。仔细品读这些信札，我们会为这位读书人的纯孝与苦心所动容。他以轻松风趣的语调、峻拔流丽的书法，讲述劳动间歇的一次休憩、大会后简朴的餐食，甚至“除四害”运动时捕鼠的无奈。田间劳作的苦、老疾俱致的苦、窘迫匮乏的苦……无尽心酸，在他笔下都化为生活的乐趣、人间的清欢，以告慰年迈的高堂。信中轻松带过的那些点点滴滴，联系到朱先生当时的真实境遇，令读者扼腕叹息，几度潸然泣下。

反复品读这些信札，一个问题涌上心头——书写这些信札时，书法对朱家济先生意味着什么？

对朱先生这代人来说，书法是日常之事。其实，中国书法史上的大多数名帖也都是古人的日常书写：《苦笋帖》是信札，《祭侄稿》是祭文，《争座位帖》是奏折，《黄州寒食帖》是诗稿……历史上最为精妙的高古墨迹，似乎都并非刻意创作出的“书法作品”，而是在日常书写中随性而成、因情而就，都是妙手偶得之迹。唯其不刻意，书法才最能够浸透人之情怀心性，最能够流露书写者的神气风骨。书法是身心一体的实践，“始转见性灵，点画为情致”不只是运笔技巧，更是身心状态。所以我们才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

日常书写是真性情的表达，是书家身心状态的真实显现。然而，朱先生信札中的书写，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却都与他的实际处境判然有别。一方面，他以轻松自在的笔调、洒落从容的笔法，竭力掩饰自己每况愈下的现实处境和身体状况，以避免母亲的担忧；另一方面，就其本人而言，这一通通远方的书信，一行行流丽绰约的书写，又何尝不是他最快乐平静的时光。这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生命仪式的转化，宛如旅途劳顿中的一抹霞光，是对现实苦难的创造性超越。

《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与太史公所谓苦难郁结中发愤之作不同，中国文艺史上自有另一种风情。

嵇康临刑前抚琴一首，感叹的只是《广陵散》从此绝矣。

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在儋州更是天涯海角，困厄至极，然而其《渡海诗》中却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张苍水赴死之际，远望青山，赞一声“好山河！”从容就义。

投笔从戎的现代诗人穆旦，历经最为残酷的野人山战役和恐怖到绝望的雨林逃亡之后，写下《自然底梦》，诗中满是最纯净的赞美……

历史上这些发人深省、涤荡心胸的故事，莫不标举出一份由艺术激荡出的磊落旷达、一种因创造而成就的精神超越。朱先生在晚年困苦生涯中写给母亲的数十通信札，今日览之犹如春风拂面；他留下的题跋手迹，如片玉珠尘般幽茫闪烁，映照出一肩明月、梦里山河，通达于中国文人的隐微情志，体现出书法艺术对于人生的深刻价值——人生因创造而超越，心灵因艺术而通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看似寻常的墨迹，成为20世纪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