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文献典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脉绵延数千载的历史见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大古文献的出土或发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王国维、罗振玉等学术巨擘筚路蓝缕，揭开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这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研究的序幕，后来的无数学者苦心孤诣，踵事增华。他们通过研究这些新文献，重新诠释和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让汉学的话语权重新回到中国，不仅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更让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使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四家单位首次联合，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垒，突破地域限制，整合各自的优质文化资源共同策划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展览2023年2月正式开展，展出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是迄今为止“四大发现”主题相关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

为进一步深入挖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探求古文献在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3月28日，国家图书馆举办“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王宇信、刘一曼、李零、胡平生、荣新江、郝春文、胡忠良、马忠文等甲骨、简牍、敦煌、明清档案领域专家，分享“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研究成果，交流“四大发现”在当代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探讨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古文献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的“旧学”

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宇信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使中国之“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引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以后，1903年《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变为可贵的研究的“史料”；1904年《契文举例》的出版标志着甲骨文研究的开始。其后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经历了它发展道路上的“识文字、纠句读”时期。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及其后的《增订考释》，“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实在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第二，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罗振玉访知甲骨文的确切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后所作的历次考释，学者们不仅可通过古董商还可直接派人去安阳小屯收售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甲骨文的搜求。与此同时，对甲骨文以外的其他出土文物开始购求，为殷墟考古学积累了资料，并为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开了先河，使中国传统金石学完成了向近代考古学的蜕变。与此同时，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从而使在金石文字之学影响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学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第三，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考古学者向地下发掘新资料的同时，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向我们提供无数真实的甲骨史料，并与“疑古”完全相反，走上“释古”“证古”的道路；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

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一曼

从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的角度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学术机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殷墟发掘是第一个由中国学术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所领导的发掘，也是我们国家的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一个古代都城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科学的考古发掘也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契机。第二，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一，它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从1928年至193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收获巨大。殷墟考古取得的成绩，推动了国内其他遗址的考古工作的开展。二，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在这里一共延续了273年（有的学者说是254年）。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确定了它的相对早晚关系，但是它的绝对年代是要依据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来考订的。三，甲骨文资料为研究遗址现象和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提供了依据。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考古所安阳工作站清理出两辆完整的商代的马车。车辆的结构是一辕、一轴、一舆、一衡，和甲骨文、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结构很相似。这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依据了现实生活的马车为蓝本，而创造出这个车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深入研究了甲骨金文中的各种车字，不断改进发掘工作，继续探求商代车子的细部结构，从而取得了许多的收获。

罗王之学与五大发现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李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五大发现。“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大学做过一个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讲到五大发现，用他自己的说法即：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 五大发现开出五门新学问，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中国民族古文字学。

第五大发现，既包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也包括国外以及跨境的其他民族的古文字。他认为佉卢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突厥文、西夏文、回鹘文、满文等等这类发现也很重要。研究这些发现，都是国际性的学问。 “我们这个展览，如果能加上第五大发现就好了。”

五大发现，前三项最突出。王国维只研究三大发现，罗振玉的贡献还包括后两项。说起罗王之学，过去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抑罗扬王，贬低罗振玉的贡献，其实没有罗振玉，也就没有王国维，罗王之学就是“罗王之学”。王国维的贡献，处处都离不开罗振玉。比如王国维的“二考一论”，大家都说，这是王国维的最大贡献。但王国维说，他考出的先公先王，十之八九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里已经发现了。所以，他们两个的学术成就是密不可分的。

罗福颐先生写的《雪堂先生的学术贡献》讲了罗振玉有五大贡献，第一是“甲骨的研究和影印流传”，第二是“《三代吉金文存》的印行，与研究的方法”，第三是“流沙坠简、汉晋木简之研究与印行”，第四是“敦煌秘籍的研究与印行”，第五是“清大库明清史料之抢救和整理”。

简牍的发现、研究与展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胡平生

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成果、最伟大的成就是地下文献的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帛书，都是20世纪新发现的。这些新发现的地下文献，特别是后来7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简牍帛书，极大地推动、改变和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研究，从此古史研究走上了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纸上学问赖于地下学问的新时代。

中国简牍学奠基与发展。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国的简牍学奠定基石。王国维用《简牍检署考》证明，中国学者虽然没有能在简牍发掘方面著先鞭，做出书来，但是在研究方面却是最杰出的。《简牍检署考》就是后来萌生的中国简牍学的奠基石，它作为一门新学问的诞生进行了理论与文献的准备。陈梦家先生所写的《武威汉简》所建的简牍制度，成为我们后来研究简牍制度开先声的论著。

新世纪的简牍发现研究与展望。第一是我们对流失简的认定和评估。21世纪以后，简牍被偷运出境外，迫不得已，国内的博物馆和高校又从境外高价把它买回来，包括上博简、岳麓简、清华简，北大的秦简和北大的汉简，安徽大学简，这些简牍的重要性，大大超出了科学发掘的战国简和秦汉简。第二是简牍学的实践与理论的探讨。现在我们比较重要的几个项目：标准化的研究问题、对简牍假简的识别、国际交流。展望简牍研究的发展，要取得尽可能高清的图版和高质量的释读文本，加快整理出版的速度，使旧简谱新曲。

敦煌文献所体现的文化多元共融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荣新江

四大发现集中展示可以使得观众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字文献甚至文明的某些侧面有一个历史性的感受。展览的内涵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发现，当然展览的内容其实也包含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居延汉简。其实除了敦煌之外，吐鲁番文献的发现也不少，我们有时候说敦煌文献发现是涵盖了吐鲁番、黑水城、库车、和田这些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大家在理解四大文献发现的时候，其实应该更张大一些，这些才能够全面地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是连绵不断的，这是在中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里最值得夸耀的，就是我们的文明没有断，从甲骨一直到内库档案，这当然增加我们的爱国主义和文化自信。

简牍部分和敦煌部分实际是区别于甲骨和档案。甲骨和档案是都城的文献，不管小屯的占卜的东西和内库档案，这都是皇帝的身边的东西，所以代表的是国家最大的一些事情。现代史学的关注是长时段的，是全面的，是整个社会。所以我觉得简牍和敦煌它是西北边境地带的材料，它正好与甲骨和档案是两个极端，比如说简牍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不设要典。到敦煌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感到，虽然在边境地区，在莫高窟的这么一个偏僻的石窟寺里，它出土的东西已经全面涉及了经史子集、佛典道书、天文历法，这个就可以看到了从汉到唐的文明在边境地区的水平之提升，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国汉唐时期的这种国家文化的推广方面，到了唐代有一个整体提升。

敦煌除了中国的经典，各个方面都门类齐全之外，其实还包括了丝绸之路和周边民族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在中国的民族里，在中国的文献概念里，虽然是外族的文献，到了敦煌、居延等中国的地方，这都属于中国的文献，因为它在中国。我们叫敦煌文书，其实很多不是敦煌文书，它是于阗人写的、回鹘人写的、粟特人写的、印度和尚写的。所以敦煌的文献它是丝绸之路的文献，它包含了各种宗教、各种民族，而同时它也包含了我们周边的各种民族，吐蕃的、于阗的、回鹘的、西夏的，所以这些文献才是共同延续了中华文献、中华文明的文脉，展览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其呈现了出来。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郝春文

四大发现的当代价值应该包括对当代学术的影响和对公众的影响。他从敦煌古代文化遗产（此处敦煌古代文化遗产指的不光是敦煌遗书，也包括藏经洞，也包括敦煌其他的发现）对当代人有哪些启示讲起。

第一，可以使公众领略古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时期的风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它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盛的国度，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它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社会风貌。敦煌文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它对外来文化是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唐代特别是唐前期的敦煌，它汇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第二，可以从敦煌文化遗产获得宝贵的启示和创新灵感。如美术工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借鉴，可以创造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开国大典的巨幅油画，它的透视原理都接受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因素等等。另外敦煌莫高窟的窟顶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图案资料。这些资料大多色彩鲜艳、精美绝伦，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元素，对我们当今的图案设计应该说也有借鉴价值。此外还有敦煌石窟音乐、舞蹈，我们现在舞蹈学院有专门的敦煌舞，那就是从敦煌壁画当中把那些舞蹈姿势提炼出来创造而成的。还有乐器，现在恢复了很多敦煌的乐器。另外，敦煌遗书当中还保存了很多古医方，现在甘肃中医研究院也在研究那些医方对我们现在看病有哪些价值。所以从敦煌文化遗产对我们当今的启迪来看，应该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个巨大的宝库有待我们去发掘。

从原典角度看明清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胡忠良

明清档案是一个很大的内涵概念，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状写并简洁地概括它的属性比较难，原典这个词比较恰当。

第一，明清档案原典思想的提出和存在。近代明清档案原典的思想提出是在20世纪初，实际上王国维关于“四大发现”的文章中提到的“大内档案”，已经暗含了国家典章的强调。然而它真正确立是在30年代文献馆时期。1925年文献馆成立后，“大内档案”大批集中，面对卷帙浩繁的档案，过去的两种整理模式均已过时，于是确立了以“来源原则”为主干的“国家档案”科学整理保管利用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正是“原典原则”救了国家档案——明清档案。

第二，明清档案“原典”的属性与内涵，总体来说应该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原始性；其二是典范性，即承前启后之垂范性；其三是唯一性，即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明清档案整理是一个周期很长的过程，明清档案是中国古典档案文献原典集大成的巅峰结晶，它的体量非常浩大，它在文本、版本，包括装潢工艺等方面都是国家级的，包括宫廷级别的顶级配置，大者干城、小者片羽，各含千秋。

第三，从明清档案原典角度，谈一谈工作中的几点思考。首先谈一个处境：就是明清档案因为体量太大，那么它的整理周期就被迫拉长，在过程中有时不暇精耕细作。直到二三年前，全部档案文献集的文件级整理才最终完成，还有一些比如舆图的整理，现在还未开始。整个档案整理、保管、利用体系建立的过程是积几代人之功始成的。其次则是史料太多，如果一条史料没有读到，有可能会颠覆整个研究的结论。再者是数字时代的降临，使得人们对于原典内容的检索更为多元和便捷，效率也大幅提高，然而有一些原典上信息的撷取，数字扫描技术暂时做不到。

关于“今后展望”他简单谈了两点，第一，新形势下要理念守正和不断创新，积极摸索档案原件和信息文化共存的一种智慧型的原典的新模式；第二，要有意识地搭建平台，包括交流平台、培养平台，为原典建模，有时对一些前人已提出过的理论，也不妨时时地回看一下“原典”。

最后回到今天的“四大发现”展览的主题，看了展览之后颇多触动与感慨。诗经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明清档案与前面的“三大发现”同为华夏文明之结晶，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的属性，这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它们共衣的“袍”，这个“袍”便是原典。展览精准地紧扣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原典之魂，“回归原典”是这个展览的成功所在。对于吾辈来说，这种原典情结一直永在，并值得一生不懈的守望。

明清档案对近代史学研究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忠文

明清档案对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在哪里，这几十年，至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历程，实际上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是在利用官方档案，去校正那些以前因过度依赖私家文献而建立起来的叙述框架的不足以及史实的讹误。今天史学研究情况已有所不同，已经不能单独依赖和偏重任何一种史料。档案固然重要，也要与私家文书，比如说日记、书信、年谱，民间文书、契约文书等结合起来使用，在多种资料基础上，做一种整合性的研究。

以展览的形式把四大古文献的发现呈现出来，为普通观众和读者提供了直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文物的平台；对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对于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我们的研究中对原始文献、实物的接触机会太少，完全依靠纯粹的文字材料（尤其是数字文献）做研究，往往缺少一种历史的温度，这一点与荣新江老师他们做敦煌学、研究简牍实物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展览提示我们，触摸、观察原稿和实物，对做出有历史温度的研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本人工作的近代史所一直是近代史资料搜集和整理的重镇，本所研究人员以前在档案馆是直接可以拿到手稿看的，但要求你要把它保护好，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已经更多是看扫描件了）。事实上，研究者如果亲自去研读手稿、做一些原始文献的整理，对自己的研究会更有助益。因为在整理过程中，会与史料及其书写者产生一种共鸣，这样就会增加不少历史的感悟力。参观了今天的展览，我更坚信这种看法。

“四大发现”展自向公众开放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闭展，参观人次突破13万。此外，展览推出“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古籍寻游记”，不仅有实体体验区落地国家典籍博物馆线下展厅，还以虚拟现实形式通过PICO VR设备平台，以特别策划形式通过抖音进行推广，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