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文本，其形式流传已久。在文史研究涉及的各类材料中，私密性高、吐露较为自然率直的日记和书信，是备受关注的两种史料，其中尤以日记的内容和信息更为丰富。日记号称“百科全书”，可以展现作者当时的情绪、心态，反映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信息、环境、背景；其私人化的书写形态，也提示我们对这类文体的话语特质应予认知和理解。

中国近代日记存世数量巨大，超过此前日记文献数量的总和。近年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主持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系列，不断推出最新整理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丛刊目前已出至第九辑，其中80%以上为日记和书信。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23场学术活动在北京举行。论坛以“‘话语’的公与私：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为主题，以晚清和近代以来的日记文献为关注焦点，邀请专家学者针对日记文献的文体特征、隐性叙事和话语内涵，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分享经验，系统总结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点校方法，提出了日记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以期对中国传统文体和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进行深入探索。

“日记相较于其他文体是相对私人化的记载，本身具有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公务性的日记、出使日记，私人化的色彩就比较淡；经本人或亲友审定后刻印出版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一种公共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隐晦和修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围绕日记的版本问题谈了自己的治学体会。他认为，稿本日记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和唯一性，是比较纯粹的私人书写。读者通过不同的日记版本，提炼和获取不同信息，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模式，掌握日记不同的版本，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张剑把日记流传版本的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经过他人编撰或整理造成的版本差异，最常见的是选编、摘录，编者依照个人的原则、喜好做选抄本，主要保留编者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有的甚至只有原日记的几分之一，体量大为缩减；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删改、篡改，如《翁同龢日记》在1925年影印出版时，将部分内容用白纸遮住了，即便是影印本，也无法呈现原本的全貌。第二类是由于作者主观原因造成的版本差异。作者在回看自己的日记时，会进行摘编、提炼和改造，与原稿形成两个版本；还有作者会在日记出版前进行改写、补写，甚至重写。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印本《陆小曼日记》与其原始的稿本日记差距非常大，20篇日记中有半数以上都是经过改写的。

人们通过不同版本日记的比较，可以考察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不同关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认为，在整理和研究日记时，版本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通常人们认为影印本是接近稿本的一种样态，然而影印本也会出现缺漏，除了刻意遮盖，还有不少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意造成的。至于人为涂抹的部分，如果能够找到原稿，通过技术手段，依然可以恢复。他建议，在有影印本的情况下，也应尽量寻求稿本。

因此，张剑也强调，在利用日记时，一定要注意不同版本差异带来的遮蔽性。他说，日记虽然是私人化的语言，但并不意味着天然可信。日记版本的嬗递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态样本，要注意实现由“史料研究”向“史料学研究”的提升，即由“修改了什么”向“为什么这么修改”或“修改为了什么”转变。他建议，将日记的不同版本对校互读，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实现由纯粹静态的“文献学”到具有动态的“文献文化学”的转型。

目前，学界多将日记作为一种“史料”来论证其他学术问题，其实日记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认为，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史料，在研究日记时，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整体印象，解读时要综合历史情境、作者心境，切忌断章取义；在研读日记文本的基础上，注意日记与其他史料的对读；集中而系统地阅读某一类日记，亦有助于对一个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她还围绕日记提炼了五个关键词——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书写，认为从这些角度均可进行拓展。

以日记为研究对象，或围绕部分专题进行研究，是将日记从单纯的“史料”上升到学术问题的重要方式。点校整理一部日记，需要反复研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发掘出日记的价值。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桂丽以《李慈铭日记》为例，从日记作为完整的专著、日记的隐性叙事、日记的交流功能、日记话语权力的边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她认为，李慈铭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编年纪事的框架内融入了很多情感，有着浓重的抒情意味，它保留了许多时人信息，具有很高的价值。她看来，独立自明的日记具有示范性和进步性，是一种公开的交流和自由的表达。

日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但由于个性化的内容居多，在制度史研究中大量阅读日记有助于历史感的建立，日记里人物和细节在时空上的精确性，常常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学界对日记的研究逐渐深入，如讨论日记体裁的变化、日记著述性质的不同，日记的传播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日记学”正在形成。韩策表示，如果将“日记学”的研究融合到整个近代文史之学中，一定可以带来新的问题和启示。

日记可以澄清学术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的是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以及多维考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从日记与学术史遗留问题的澄清、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日记和书札的多维考订三个方面论述了日记文献对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并就日记研究的新方向、日记的深度整理问题与诸位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对此，张剑教授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我们可以尝试从日记中提炼出一些普范性场景，如部分作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勤奋、要早起，不断跟自己的不良习惯作斗争，很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的事情。把看似琐碎的史料复活，呈现出一些人性共通的、能够引发共鸣的东西，在重要史事与日常面向上寻找一个契合点，将会是非常有意义和启发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