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由金宝搏网站下载 、浙江省文物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承办的“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在杭州良渚召开。会上代表各抒己见，对遗址博物馆功能定位、时代使命以及它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60多位遗址博物馆代表结合工作实践和思考进行了交流，如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的关系、遗址的考古和保护管理、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与运营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如遗址博物馆的名称规范、研究深入、考古成果宣传转化、公共服务改善、遗址区行政管理架构、博物馆与考古所关系、遗址博物馆与城市建设更新的对接融合等。

分论坛一围绕“遗址博物馆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各地区遗址博物馆对中国百年考古、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阐释和展示已取得十分骄人的成绩。史前及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域的考古成就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态特征，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

分论坛二围绕“遗址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做好价值阐释与内容展示”进行讨论，探讨了遗址博物馆价值阐释与内容展示中的挑战与解决方式。遗址博物馆陈列需结合遗址价值内涵与展示资源设计展览内容与形式，注意遗址特色的参与性体验性项目。注重利用各类宣传展示方式，加深公众对遗址价值的理解。培养专业研究力量，搭建考古遗址—博物馆—公众之间的桥梁，使考古遗存得到二次解读。通过与高校、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合作，稳固和提升学术影响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显著成果，遗址博物馆作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载体，其发展可喜可贺，面对的挑战也层出不穷。结合本次论坛主题，有这样五点思考：

首先，遗址博物馆有自己的独特面貌和特点，在发展中要尊崇它本身的特点。它是自然环境、考古遗迹、文化景观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是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和重要类型。从博物馆与遗址关系的特点看，遗址作为博物馆最大的文物或文物综合体，决定了其展陈方式、社教方式与综合性博物馆有所不同。遗址及相关文物是博物馆的展示主体，决定了其明确的专题性和强烈的不可替代性。

第二，遗址的唯一性决定了遗址博物馆的在地性，也有不断发展的过程性特点。在建设发展不同阶段，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职能作用发挥不一。

第三，遗址博物馆的阐释和展示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我国史前遗址大多是土遗址、木构建筑，面临着保护难、观赏性不足的困境。存在资金及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问题，人才和专业研究不足，考古成果转化滞后等。出于遗址保护、发掘与研究考虑以及博物馆成果转化与信息传播欠缺，遗址与出土物虽近在眼前，但观众与遗址之间的“距离”未能拉近。

第四，遗址博物馆往往与遗址公园伴生，具有自己的园区，展现遗址的生境。在遗址博物馆自然和文化结合的环境中，能否把跨学科研究和实践扩展到心理学等更加广阔的学科领域，如心理疗预，面向青少年和都市人开设心理SPA营，等等。

第五，遗址多数远离主城区，远离工业和居住区，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相比，交通便利性、可达性稍弱，但具有较强的旅游的张力。

第六，与综合性博物馆相比，遗址博物馆体制和内设管理机构也有较大不同。全局性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支持稳定而良好。作为从原生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博物馆，社区、当地居民等地方利益相关者对博物馆的支持也很重要。

总体来看，随着大型遗址保护展示日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及社会关注，各地区遗址博物馆或遗址保护单位正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为保护、研究和展示区域文明面貌，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以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崔波）

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宜与忌

高大伦

遗址博物馆早已有之，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我国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半坡博物馆，1974年拨专款盖起了兵马俑博物馆。2000年前遗址博物馆建设是零星的。2010年后，基于国家经济长期大幅度增长，推行了包括免费开放和重视博物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博物馆新政，遗址博物馆呈爆发式增长。

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原则。一是重要性，各级博物馆建设要有相应的考虑。二是种类与布局，种类多样性，区域分布、布局要合理。三是经济、交通、环境相适宜。四是经济社会效益科学评估，最重要的是财政承受力。五是专业管理研究团队，要有专业研究、专业管理。

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宜与忌。宜的方面，一是原则上博物馆宜和遗址互补，一定是遗址上的博物馆、遗址旁的博物馆。二是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的陪衬，如果大家只看馆，不看遗址，就失败了。三是遗址博物馆展览专且精，一定意义上在自己的领域要比省级博物馆水准还要高。四是遗址博物馆宜从属于遗址。五是遗址是遗址博物馆的最大特征，是遗址博物馆生存立足的基础，要把遗址的牌打够。否则，跟省博物馆、市博物馆一样就没有特性了。

半坡遗址做得比较好，遗址展示面积比较大。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博物馆，神庙几十米高、多少万平方米的大建筑只盖了两三千平方米的博物馆。努比亚博物馆、阿布辛拜勒到菲莱努比亚遗址之间盖的博物馆都不大，管理压力也不大。胡夫金字塔太阳船博物馆里的太阳船是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2000年以后才开馆，等了四五十年就一个船，看不到图片、雕塑这些装饰。庞贝古城的壁画原址展示，新器物展厅也相当简洁。希腊塞萨洛尼基考古博物馆，低矮的博物馆建筑，考古味十足的标本展示陈列，特色展柜没有什么装饰就把器物放上去了。殷墟新发现大型四合院建筑遗迹，上千平方米，展这个多好，遗迹很重要，不能只盯着文物。

忌的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过大，动辄几万甚至10万平方米没有东西，体量要适中。二是宏大的展陈叙事，遗址博物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东西讲清楚，没有必要承担全国性的纵横几千年的大叙事。三是展馆空空荡荡，和展品数量体量不相称。四是同质化的展陈和缺乏创新创意的体验互动项目。在考古发掘体验、陶瓷片修复、夏令营之外，要考虑搞一点自己的自选动作。五是冗繁的文字，雕塑、翻拍图片、仿复制品过多。展品不够，雕塑来凑；展柜空空，满墙彩喷。尤忌过度解读，觉得自己是权威单位，自己的解释就是唯一，这是学校应试教育的惯性思维。应将重点关注到文物，看书看不明白的来看物，看物看够的再看书，才能让观众对文物有很深的理解。还有过多的场景复原、虚拟再现、沉浸式体验。

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实践举例。宣汉罗家坝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接地气，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分别为发现、调查、发掘、展示、保护罗家坝。“展示罗家坝”单元深挖内涵，包括巴技精湛、巴味香辛、巴人善舞、巴师勇锐、巴文成谜、巴蜀同囿、巴秦交深、巴楚敌友、巴都探寻。渠县汉阙博物馆的展陈分为汉阙的故事、汉阙上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事、汉阙主人的故事、考古学家眼中的冯焕墓。“汉阙的故事”单元从望阙、辨阙、解阙、读阙到造阙、赏阙，让文字活起来，让展览动起来。三星堆考古遗址公园展示规划大纲围绕一座古城（古蜀文明古城遗址）、两条游线（考古发现之旅和历史穿越之旅）、三个板块（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四处作坊（陶器作坊、青铜器作坊、玉器作坊、考古发掘）、五大看点（古生态、祭祀坑、宫殿、墓葬、工作站）展开。其他值得借鉴的展陈还有宜宾市博物院“我住长江头”的前言、单元设置，南科大“陶说”展的前言，江西省博新干大墓出土文物展“烈烈虎方”、西凤酒文化博物馆展览单元设置等。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科/文博中心教授）

博物馆化或园区化：考古遗址博物馆观察

曹兵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进行20年，探源之后怎么办是个重要问题，涉及宣传、普及、考古成果和群众对接的课题，考古遗址博物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考古遗址与博物馆和公园是什么关系？

遗址博物馆发展到现在，大家也意识到它与传统的博物馆不一样。一个考古遗址发掘完后不应该是被遗忘的角落或者城市里面脏乱差的地方，而应该是跟文化和文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高地。国家推动遗址公园建设成效非常显著。遗址公园建设往往跟城乡规划、城市建设结合在一起，社区、城市需要公园或者公共空间。考古遗址和文化本身的内涵如果在遗址公园里用得好，比人工打造的要精彩得多，也响亮得多。公园本身有一套发展历史和逻辑，也有它的方式方法，有《公园设计规范》国标。公园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是为公众提供休息、娱乐、健身，更强调环境优美、服务设施齐全。旅游景点考评标准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和遗址公园结合起来需要有很多调整。

遗址博物馆是在遗址旁边，是公园的构成部分。首先有博物馆化的过程，东西进入博物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退出原来的语境，还是原来的东西、原来的信息，但是有不同的逻辑和话语体系面对观众。遗址博物馆的空间、区位往往跟普通博物馆不同，作用区别很大。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是一本已经打开的可供阅读的实体教科书，在地性、再现性、现场性、背景性是人工打造不出来的，这是遗址博物馆重要的特点。

遗址本身有很多拿不走的古迹、环境，这些在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里面可以结合起来展示。在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能够看到遗址和文物成为展品的全过程，生活中的形成和埋藏以后的形成，现在又被复原，要把这个过程展示给观众。通过研究和科学的诠释，观众了解到这个过程，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变成一个媒介，文明的对话、教育就展开了。

遗址博物馆有两个背景必须考虑：第一，考古学的科学阐释，博物馆学的展示表达；第二，遗物馆、遗迹馆，室内展示与室外展示。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关系非常重要，一个是专门展可移动的，有的博物馆体量和建筑本身超越了一般中型以上的博物馆，也把遗迹包括在里面，更多的遗迹要靠单独展示或者遗址公园展示。室内展示与室外展示、展示辅助都是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和一般博物馆有所区别的地方。

遗址博物馆两种功能要求，尤其是保护和管理的责任是其他机构所不能取代的。大部分博物馆保护工作是面向藏品，遗址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同时还有区域性的管理性保护、协调性保护。有的处理得比较好，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职能机构划分比较合理，有的博物馆像是派出机构，还有很多矛盾，这都是需要系统化、体系化思考和处理的问题。

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是文物古迹活起来的最佳载体之一，建立在考古和遗址两个基础上，考古本身能够揭示到什么程度，遗址本身保护到什么程度，是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立身之本。考古遗址公园是公园，但相当于主题文化公园，考古和遗址的成分一定是第一位的，不要把遗址公园变成迪士尼式的娱乐性的，要让老百姓看实物、实地体验。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画龙点睛，考古遗址公园是对区域的定性，是大遗址考古资源的遗产化工具。公共考古学是美国新考古学发展之后的一个很重要、影响很大的学科，我们国内有某种程度的误会，把公共考古学理解为科普考古学，但是公共考古学的本意并不完全是这个，CRM是资产管理系统，资源和资产更需要科学管理和利用，这是公共考古学的本意。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这套体系里很重要的构成部分。大家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成为一个平台，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在前期对考古提出新的要求：发掘过程中是不是应该考虑将来可移动文物的归属问题、不可移动文物的善后处理，是回填还是展示、保存。遗址博物馆有非常光明的前景，处于建设高潮，要做好不同环节对接的研究，为将来更好地科研、保护、利用、管理提供我们特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交流发言

研究 阐释 创变 融合

加强阐释传承 讲好中国故事

良渚古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遗址，东亚、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中心。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正式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良渚古城还是一种建筑、景观的杰作范例，展示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遗址1930年发现，1961年成为浙江省省保单位，2001年成立了良渚遗址管理所、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采取类似特区模式管理，管理机构层级较高。申遗前成立了良渚遗址世界遗产监测中心。2019年至今，“世界遗产保护特区模式”持续升级，在全国率先建立“专职机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大遗址保护特区模式。近些年以数字化赋能来推动保护的迭代升级，人技物智共防，并强化专业协助破解土遗址保护难题。良渚与当地社区、属地政府进行互动，街道和镇里有专门的文物保护干部，每个村有业余文保员，以党建来带动对文物保护的重视。

遗址博物馆在中华文明阐释中的作用是挖掘价值、注重阐释、多元宣传。挖掘价值方面，希望把良渚的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做得更好，为世界古代文明树立良渚标识。近些年不断推出遗址发掘报告，重新修订过去的重要报告。面向国外翻译著作，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展示良渚遗址和中国其他重要遗址（如陶寺、凌家滩、红山）之间的异同，让读者看到满天星斗的文明起源模式。举办《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系列活动、世界考古论坛良渚行等重要学术会议，扩大良渚文化的影响。

价值阐释方面，明晰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在遗产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要将良渚文化、良渚价值内涵讲清楚。良渚把博物馆展示和遗址现场展示相结合，2015年左右开始做现场展示，2018年良渚博物院新的展陈开展。遗址现场是遗址的核心价值所在，但很多在遗址现场看不到的成果只能在博物馆做解读，博物馆展示和遗址现场展示是互补的。良渚在做展陈时没有过于关注精美文物的展示，而是从良渚社会的方方面面来把良渚文化内容讲清楚，展示稻谷、骨头等，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良渚文化。新的考古发现还会及时补充到展览里，同时也做了数字化解读。

多元宣传方面，良渚博物院注重社教工作，推出了科普读物、绘本、地方性教材、儿童剧本，良渚文化还写入了七年级上册《中国历史》教科书。同时不断加强馆校合作，跟北大等学校举办活动，和中小学共建考古社、农学馆。也更多地关注盲人和残障人士。参与北京服贸会、上海进博会、深圳文博会的展示。参与各类文博电视节目，影响力不断提升。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 马东峰］

探源视野下的陶寺博物馆

陶寺遗址1958年发现，1978年开始正式发掘，四十四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陶寺文化与社会具有海纳百川、务实创新、礼乐文明的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使命的重要精神实质。陶寺遗址不仅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一个“亮点”，还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聚焦点”、今日中国延绵发展而来的“初始点”。

每个遗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所以每个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应该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或特质。遗址公园应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展现古代社会、古人技艺的窗口。陶寺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缓慢，但刚刚起步也有好处，可以更好地思考怎么来做。

陶寺遗址公园与博物馆的谋划要有整体观。陶寺遗址公园与博物馆的目标是建成文物保护利用、文化保护传承新示范，以文化传承区为中心做好四个表达：文明支点、华夏主脉、中华尧都、传承至今。把握好六大重点：都城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天地时空节点：观象台、地坛、中心点；政治中心：宫城及其城门；王族目的：早期墓葬与M22大墓；农耕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及民居。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陶寺文创园、尧舜传承园，在塔儿山和汾河之间形成三大园区。遗址公园形成了11个展示区域，陶寺遗址里面有很多冲沟，这些冲沟连起来形成一条路，把11个节点像串珠一样串起来，形成旅游线路。

陶寺遗址博物馆9900平方米，展陈面积4000平方米。将冲沟的区域做成了一个广场，下到冲沟里面进入广场，再进博物馆，突出了博物馆高大的感觉。遗址博物馆缺乏一个体验地，陶寺结合遗址中的观象台，打造了“陶寺观象”主题馆。该主题馆将在国庆节开放，侧重于实际体验。同时，还将利用观象台不远处的废弃小学作为研学基地。

陶寺博物馆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会做到考古为基、展示为翅、科技赋能、揭示本源。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寺考古队领队 高江涛）

守护遗址 传播文化

神木市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路上

石峁古城初建于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城内密集分布着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其在城市建筑、军事防御、手工技艺、宗教、礼制等诸多方面对人类文明具有重要贡献。

石峁遗址保护范围5.42平方公里，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为12.75平方公里，地处陕甘宁革命老区、呼包银榆重点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周边有成吉思汗陵、红碱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文化旅游景区，规模效应明显。2022年2月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为推动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高质量发展，成立了副县级管理机构，考古队负责人挂职管理处副主任，聘请专业顾问，引进专业人才。与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研究关系。

遗址本体保存现状良好。石峁遗址积极借智引智，推动科研保护，实施了多项保护工程。针对突发应急文物保护需要，制定了应急预案。管理处严格落实《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积极推进监控系统改造升级和文保巡查常态化，聘用当地居民作为群众文保员。实施了石峁遗址智能考古工作集成平台和文物医院，为考古队工作和文物修复研究提供支撑。

石峁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2890平方米。主要包括文物文化展示区、文物库房及办公用房等附属设施。博物馆积极争取资金，构建综合展示体系，建设精品展示工程，全面展示石峁文化。设立遗址公园一级、二级、三级导视系统，针对已经发掘的外东门和黄城台及未发掘的重要遗址点，进行遗址现场展示。

研究成果转化呈现良好态势。2016年至2021年神木市先后承办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十三五”考古专题项目汇报会等重要会议，石峁文明内涵和文化魅力得到进一步凸显。《发现石峁》《石峁玉器》《石峁王国之石破天惊》等书籍陆续问世。

石峁遗址影响力不断扩大。2020年6月石峁遗址外城东门门址荣登“国家名片”首组《亚洲文明》特种邮票。中国-伊朗友好合作文化交流项目、2022年中国-法国春节冬奥文化宣传交流项目在石峁遗址取景录制并在国际国内媒体播放。2020年举办民俗文艺晚会，充分彰显石峁文化价值，满足群众对石峁遗址的文化需求。

石峁遗址将坚持按照“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要求，系统、有序推进申遗工作，做好石峁的遗址管理者、文物守护者、文化传播者。

（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 呼军军）

助力文明探源

勇做夏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遗址，被誉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满天星斗”式的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定位于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与展示基地。

策划高质量展览。聘请一流专家团队进行展览大纲编制，推出“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遗址因为发掘面积有限，重要的墓葬发掘比较少，展陈文物有一些缺憾。展品来源上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近十家单位的支持，共展出收藏各类文物藏品1563件，成为目前全国展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和相关遗址文物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数字化展馆讲述模拟二里头当时的环境以及当时参与互动的设施，像青铜器作坊、绿松石作坊等，让孩子们去参与探秘。配合基本展陈，还策划了“早期中国”系列临时展览，讲述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

加强央地合作共建，擦亮学术研究招牌。洛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签订了共建博物馆合作协议。作为洛阳市的重要城市会客厅，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二里头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

重视宣传普及，提升夏博影响力，讲解队伍业务精良、素质过硬。开发了“最早中国研学夏令营”等主题课程近20门，开展线下节庆公益社教活动，参与人数达30多万人次。树立“二里头大讲堂”文化品牌，举办李伯谦、赵辉等知名学者的学术讲座，讲述早期中华文明。志愿者走进社区、学校宣传二里头文化和夏博文化以及在传播夏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

落实文旅融合战略，加快文创研发。建立了与企业的战略合作，从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入手，深度挖掘器物、建筑和历史故事，并根据当代审美偏好进行研发。目前已经推出绿松石铜牌饰、陶文、青铜器、华夏之源等系列主题文创产品。2023年荣获“全省文旅文创工作先进集体”。

践行大遗址保护责任，助力二里头申遗。二里头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正式获批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申遗工作、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一体化管理也正在推进。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 赵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