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博物馆藏有一副精美完整的辽代玛瑙围棋子，这副围棋分黑、白两色，各有棋子186粒。棋子呈扁圆形，双面凸隆，厚约0.8厘米，直径1.6厘米至1.8厘米，光滑润泽近似玉质。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玛瑙围棋子。这副围棋的出土可以说是历史上辽宁人开通包容、聪慧睿智的完美体现。

围棋的历史起源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记载，传说是帝尧发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现在所说的“举棋不定”就是由此而来，并常用以比喻做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史书亦有“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记载，古人称之为“对弈”。它是中国文化深厚底蕴以及古人智慧的体现，更是中国文明的高度浓缩。

如果我们沿着古老的西拉木伦河（今辽河）溯流而上，来到一千多年以前，在塞北草原上曾崛起过一支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游牧民族——契丹族，他们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统治的疆域极为广阔，包括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东三省、内蒙古、外蒙古以及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以南、库页岛。从历史上辽代的疆域来看，辽宁全境都处于大辽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契丹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质，“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民族在人们印象里通常是骁勇善战，粗犷豪爽，但普遍经济文化落后，但其实却不然。早在辽建国前，由于部落间的频繁战争与迁徙，契丹人不断地向周边其他民族扩散，在持续的“汉化”过程中，逐渐与中原汉文化融合。契丹族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其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也与其他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不同。契丹贵族因受唐代围棋盛行的影响，非常喜爱这种娱乐项目。据《契丹国志》载：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藉草围棋”是指契丹人或是坐在草垫上下围棋，或是在草原上随处席地而弈。

在内蒙古赤峰宝山1号墓出土的蚌质围棋子，据墓中题记记载，下葬时间为辽天赞二年（923），墓主为“大少君”次子，年仅14岁的勤德，应为高等级契丹贵族。该墓属于辽代早期，从墓主人的年纪以及地位可知，围棋在辽建国前就在契丹贵族内十分盛行，且将其用于下一代军事思维和文化素质的培养方面。

辽建国后，随着汉化浪潮的到来，围棋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喜爱的社会娱乐项目，无论契丹人或是汉人均十分精通。朝阳博物馆藏玛瑙围棋子为辽中期常遵化墓出土，据墓志记载：常遵化，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县一带）人。长期在霸州（今辽宁朝阳市）等地担任官职，辽代本就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陪葬品一般均为墓主人生前常用的珍贵喜好之物。其出土的围棋子与当时中原地区所流行的围棋制式相同，且为玛瑙所制。在生活中，只有十分流行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珍贵物品，才会选用更加精致昂贵的原料制作，无论是在当时的辽代还是现代，玛瑙都是十分高档的奢侈品。这副玛瑙围棋子的出土，不仅证明当时辽人对于围棋的喜爱和重视程度，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汉文化的充分融合与发展。当然，拥有如此精致考究棋具的人，其本身必定也是一位围棋高手或狂热的爱好者。契丹族人与汉人在长期的共同性增长的基础上，民族之间的共性逐渐增多，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同时，辽人开明包容的特质，不仅体现在对于多民族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上，还体现在对于辽国女性的态度上。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王朝，辽国对于女性却不像同期其他王朝那样有过多的限制。在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妇女墓中出土的21枚围棋子，为黑曜石所制，如此稀有材质棋子的出土不仅证明了辽国人对于围棋的普遍接受程度，而且是辽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具体表现。从近年来考古发现中辽代女性墓葬出土的许多娱乐活动类陪葬品来看，在当时的辽代，无论是马球、射柳还是围棋、双陆等活动中均有不少契丹女性的身影，她们在社会层面和生活层面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辽人男女平等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辽代的后人们，如今的辽宁人始终对女性秉持着一颗尊重平等之心。

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辽宁人开通、包容、团结、和谐的性格特质，也与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