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做深入细致的调查。1930年是毛泽东的调查年，他在吉安农村连续作了五次社会调查，通过与群众干部面对面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全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光辉典范。

五次调查的背景

五次调查的背景：一是攻下吉安城后如何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二是对兴国调查的延续，着重解决土地革命中深层次的问题。

1930年10月4日，红军九打吉安成功，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苏区内县、区、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大多数县开展了土地革命。10月底，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第一次“围剿”红军。10月30日，毛泽东前往新余参加罗坊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抽空特地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来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史称“兴国调查”。这次调查中，关于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如何保证根据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使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斗争；关于苏维埃地方政府是否健全和巩固，是否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关于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农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等问题，毛泽东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于是带着这些问题，在1930年冬罗坊会议结束，毛泽东返回吉安部署红军撤退转移途中在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和木口五个村做了五次社会调查。该调查是随机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其调查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农村当前土地分配情况；二是关于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三是关于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政策等。

五次调查的地点及过程

东塘村调查

1930年冬，毛泽东在参加新余罗坊会议后，带一个警卫班经峡江前往吉安，贯彻“诱敌深入”的方针，布置红军撤退。11月7日，毛泽东身着便装，风尘仆仆地来到吉水同水区第十五乡东塘村（今枫江坪州东塘村）苏维埃政府驻地老众厅。刚栓好马，还未安顿住下，立即与前来迎接和安排他休息的村政府秘书兼该村贫民小学教员胡德顺了解情况。他亲切地询问东塘村老表的分田情况，尤其详细调查了胡德顺一家的分田情况及生活状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调查了吉安至吉水阜田一带的农村家庭副业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所住的“老众厅”后栋右边房间内，在一盏美孚灯下写下了《东塘调查》。

大桥村调查

1930年11月8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东塘来到吉水金滩区第九乡的大桥村（今黄桥镇大桥村），当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寒风习习，毛泽东进村子后，全然顾不上休息，就在大桥“帮伯第”祠堂门口召集村主席杨修恩和部分群众在一起，亲切拉起家常，嘘寒问暖，多方面了解情况。随后，还托人找到该乡政府主席孙修恩和大桥村几个村干部召开座谈会。毛泽东首先调查了这个乡五个村的土地分配情况、农民经济情况及农民补足不够吃的办法，接着询问了金滩区征兵情况，向干部与群众宣传扩红支援前线的意义。毛泽东在座谈中亲自口问，随身带的纸张不够，他便用小小烟盒纸详细记下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写下了《大桥调查》。

李家坊和西逸亭调查

1930年11月8日下午，毛泽东马不停蹄从吉水大桥来到吉州区长塘镇，分别在李家坊和西逸亭村作了专题社会调查。毛泽东的李家坊调查，主要是想通过乡村干部和群众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他着重调查了村政府和乡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以及工作人员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西逸亭村，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土地分配情况，通过调查，他发现“以村委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认为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以村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应该改变的”。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利用空隙时间，他写下了著名的《李家坊调查》和《西逸亭调查》。

木口村调查

1930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吉安布置完红军撤退工作，从水南走山路去白沙，并在木口村彭家祠吃午饭。毛泽东抓紧午饭前后的时间，了解该村土地革命斗争的组织、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和平分土地以及该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情况。通过对木口村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社会情况以及对所杀反动家庭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问题上存在“左”的错误，导致扩大了打击面。通过这次调查，他写成了《木口村调查》，文中得出结论：“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仅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木口村调查》为党在当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木口村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即前往永丰龙冈，领导部署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五次社会调查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在吉安调查过程中留下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财富。上述五篇调查报告，不仅在当时为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还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时期的吉安五次调查，虽然已经过去90多年了，但其调查方法和艺术以及深入细致的调查作风和态度，在今天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毛泽东曾经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实际的决策，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们要像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亲身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