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国粹 赓续文脉（下）

抗战时期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始末

浙江省教育厅不肯出运费和受交通工具的限制，陈训慈深知这样步步迁移，实在是不经济的。较于省政府行政人员，教育界对于保存珍稀文献更为重视。随校内迁江西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刻挂念文澜阁《四库全书》（下文以“库书”代指）的安全问题，1月22日便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

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虽由浙大帮同运严州，似更运内地为是云云。

随后教育部积极采纳了竺可桢的建议，拟将库书迁往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同时致电浙江省政府：

据浙江大学竺校长电陈，《四库全书》已由该校帮同运严州，偏近战区，未妥。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设法运黔。

然而，对于教育部的指示，政府则不以为然，并谓：

此电甚空洞，主席（注：黄绍竑）见之甚不高兴，谓土地人民如放弃，文物何足云。入贵州岂谓黔省以西之大地悉准备放弃耶？教部有办法，惟自来运。

并电告教育部：

正迁浙南，不便远迁。

2月6日，陈训慈接到浙大由江西发来的电报：

教部已三电浙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即派李挈非兄来，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

教部三电主运黔事，“则仍黄主席于此甚不谓然，近闻部电谓已令浙大派员来浙，省府绝不负再迁责，且车辆亦无可拨。余知车辆正集中，实非无法，待部自来负责主运”。对于此举，陈训慈不得不感慨：

黄氏（注：黄绍竑）为桂省名军人，曾主浙政，而竟识浅度仄至此。人民能行，而书不能行，文物内保固非暗示尽迁他地拖理由。

教育部对于库书内迁问题的重视，陈训慈颇为意外：

立夫先生竟如此重视《四库》欤？抑文津、文渊确知有被劫之虞欤？

1938年2月16日记云：

此次教部之特别重视文澜本，盖鉴于盋山及江南公家藏书之覆车，要亦以《四库》存本日稀之故也。

客观言之，政府军政人员也有自身的难处。由于国难当头，局势紧急，保家卫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身份与职业的不同，政府人员与知识界文化人对于抗战保家卫国的关注点不同。政府人员更多地倾向于关注国土的安全、人民的转移及财产的保存。据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回忆：

我在杭州重要的工作，就是疏散。机关办去了，还有数十万的老百姓和重要物资，亟待运送出境。浙赣铁路，及公路、帆船、一起动员，无不尽力的装载。……但是想将偌大的一个杭州城所有的物资和人民全部搬走，真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交通工具太缺乏了，时间又是那样的促迫，好多笨重的机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

而知识界文化人更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珍贵典籍的留存对于民族抗战与民族复兴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库书的转移与保存更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

得不到浙江省政府的支持，教育部只得授命由浙江大学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库书内迁贵州。库书的转运过程中，在交通运输、地点寻觅、经费保证等方面，教育部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月下旬，库书由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负责护送，由浙江龙泉起运，经闽省浦城至江山通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通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通公路，阁书入黔。4月30日，库书抵达贵州贵阳，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

1946年5月7日，库书由六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历时近两月于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九年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六省，民族瑰宝得以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最终安然返杭。

无疑，在库书的转移及保存过程中，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库书管理员毛春翔言，“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远酷于洪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还甚于往昔，八载身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于？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只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持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

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及保存过程中，陈训慈等一批知识人将个人、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民族危亡之际、文化危亡之际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时代责任担当。正如其在日记中云：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人力物力，蕴蓄何量，导而扬之，以制敌复国，大人之责，小民亦的自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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