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蝶斋徒曰：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梦蝶斋徒是明代文人张谦德的别号，他在《瓶花谱》中说，避世隐居时有众多闲雅逸事，其中瓶花之道最难使人领悟，能深谙其道者寥寥无几。可见，在一众闲雅之事中，瓶花之道颇为古奥、精微，最是“细微处见真章”。

“凡插贮花，先须择瓶”，在张谦德《瓶花谱》中，春夏秋冬插花所用的容器皆有不同，想要花与器相得益彰，每个季节都要选择不同的瓶壶。在众多不同材质的插花容器中，玉质花觚以其特有的温润、细腻脱颖而出。不论是灿烂的迎春、杜鹃，或是淡雅的秋菊、冬梅，束起几支插入光洁细腻又素雅清淡的玉花觚中，总能将瓶中花映衬得更加娇俏可人。

但“觚”这一器具，在出现之初，并非是作为插花用具。觚原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酒器，也做祭祀用器，后世演进到玉觚时，才逐渐演变成为插花器、书房陈设品。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觚就已经出现。早期陶觚器身多粗矮，口部微敞，杯身自口部至底部为弧形，或完全呈筒状，纹饰一般相对较少，样貌十分朴素。发展到中期，陶觚在造型上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此时整体上从粗矮变至细长，纹饰由最初的素面或是锥刺纹发展到平行弦纹和平行凸棱组合，甚至有了技术要求较高的镂空纹饰。晚期陶觚的造型回归，告别复杂多样的纹饰，再次以素面和泥丁纹为主，数量也急剧减少，后来逐渐被商代盛行的青铜觚取代。

青铜觚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此类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分布范围较广。青铜觚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在西周早期逐渐衰退，进而消失。《说文》载：“觚，乡饮酒之爵也。”段玉裁注：“乡，亦当作礼。”觚为礼器中饮酒的器具。觚爵组合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基本的组合之一，亦是酒礼器制度的核心。商代早期铜觚的腹部相对粗矮，觚口外侈程度不大，符合饮器的特征。商代晚期出现了高体细腰、壁厚体重、觚口外侈程度大且外翻的铜觚，这类铜觚失去了饮酒功能，表现出明显的礼器特征。

除了陶觚、青铜觚，木觚、瓷觚等也出现在玉觚之前。这些不同材质的觚形器在不同时代登场，或为礼器，或为酒器，或为陈设用器，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意义。

玉觚的出现，最早能追溯到明代，明代雕漆及其他工艺品中经常出现使用花觚的图案，或作为博古题材的装饰，或与香炉共同陈设于桌几之上。此时的玉质觚大多不再作为酒器、礼器，而主要作为玉陈设或是插花器。

明代的玉觚大多以青白玉为主，多数造型近似于方柱形，口、足外撇，中部呈方形，由于口内要用来插放器物，所以口部外撇，中部较粗，表面打磨光滑。清代玉觚较明代玉觚有很大发展，乾隆皇帝收复新疆，大批和田玉流入内地，因此清代玉觚一般用料较好，色彩也较丰富，所见碧玉、黄玉、白玉觚都是明代未有的。

清代玉觚的装饰图案很多样，常见的有福寿纹、蟠螭纹、兽面纹等等寓有福寿、吉祥之意的图案，其中蟠螭纹较为少见，觚上附有凸起的蟠龙，大多为皇家所用玉器。例如这件山东博物馆藏青玉蟠螭花觚（图1），器上、下均饰一立体蟠龙，中部雕有吉祥云纹，整器玉质莹润无杂质，白玉材质，线条光滑，表面莹洁，皇家玉器的精致、华贵都寓于一器之中。

另一件清仿古青玉花觚（图2），整器玉质莹润，呈青色，局部有沁斑。方体器型，分三段，上下两段中空，中段实心，器上纹样采用回纹、兽面纹。回纹的构成形式是由线条进行横竖转折，状似“回”字的形态。回纹有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寓意为“富贵不断头”“福贵长存留”等。兽面纹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纹饰之一。兽面纹常装饰在觚的中段，是最常用的玉觚纹饰，琢制较精致，多带锦地，眉、眼、嘴、鼻微凸起，眉部及嘴侧带有云状的装饰纹样。

从产生之初的酒器、礼器，到后来的插花器、陈设器，随着朝代更替，觚的材质、造型各有特点，蕴含其中的历史、社会意义也大不相同。兴起于明代，在清代发展至顶峰，玉觚以其细致的雕刻、精美的纹饰，记录着明清手工匠人精湛的技艺。“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不论是陈设器，或是插花器，一座座莹润光洁、照映花色的玉觚，也蕴藏着明清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

（山东博物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