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00-23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中心所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是东亚地区最早迈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实证地之一。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良渚文化是崇玉、用玉的文明，透闪石软玉已成为当时用玉的主流，切割、管钻、微雕、抛光等琢玉工艺技术也已经完全成熟，良渚社会有着普遍信仰的神像，形成了以琮、璧、钺和复杂头饰等为代表的一套成组玉礼器系统，开启了中华礼制文明的先河。结合出土场景并根据器物形制和纹样，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可分为置放在棺盖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玉钺和豪华权杖、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礼仪工具用玉等六大类。

置放在棺盖上的礼仪用玉

良渚墓葬多采用舟形的独木棺，盖棺后在棺盖上置放特别形制的玉器，是高等级墓主人航行到另外一个新世界的重要仪式，往往3件一组等距离置放在棺盖上，种类有环镯、柱形器等，如瑶山M7的3件环镯和反山M20的3件琮式柱形器等（图1）。

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

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琮的核心元素是神像，神人和兽面有机结合的神像既是太阳神,也是良渚社会的祖神。良渚琮可分为镯式圆琮、矮方琮、高体型多节琮三类，良渚琮功能较为复杂，作为臂穿、放置于头侧、放置身体一侧，甚至作为特别器座插放豪华权杖等。良渚琮的基本形制和要素包括圆形外廓、四角、分割四角的直槽、中间贯穿的射孔，以及四角以整体展开法展示的神像图案和二方连续的四角图像。良渚琮都刻意雕琢为上大下小的形制，关于良渚琮的解构，可以视上下的圆形射面为天地，节面和直槽为方位和通道，贯穿上下的射孔为可以旋转的中轴，如此复杂的几何形式就是良渚社会宇宙观的模型和写照（图2）。此外，琮的形式还被雕琢在锥形器、柱形器上，还有一类管状小型琮，称之为小琮或琮式管。

反映王权的玉钺和豪华权杖

斧钺是“王”字的本形，生产工具或武器礼仪化的代表——玉钺的产生，可作为礼制出现的指示器。距今约6000年的金坛三星村出土两套组装骨牙质瑁镦的豪华石钺，说明这一时期礼仪性的石钺已经出现。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开始出现玉质的斧钺，良渚文化玉石钺成为男性性别的标识，不同材质和不同形制的石钺有等级之分，玉钺的有无以及是否组装玉质的瑁镦更成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象征。瑶山M7玉钺杖刻纹玉瑁镦的构型如同纵向对折的象征神像冠帽的玉冠状器，反山M12大玉钺本体两面雕琢神像和神鸟，是王权神授的直接彰显。反山M12还出土了装配玉瑁镦的豪华权杖，通体雕琢神像等纹样（图3），并以玉琮作为器座。2010年上海福泉山吴家场墓地良渚文化晚期M207，出土了一对通长约79厘米的象牙权杖，杖体雕琢十组错落布列的神像，权杖的基本形制与反山所出完全一致，说明除了玉钺杖之外，还存在另一类的豪华权杖。

除此，良渚高等级墓葬中还有各种形式的其他权杖玉端饰，一些存在形制上的共性，一些则独一无二，这些权杖具体性质不明，考虑到良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不同形式的权杖极可能是墓主身份的反映。

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

璧环类玉器早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就开始出现，尤其是凌家滩文化的璧环，有通过线锼形成的双重璧环、锯齿状璧环等多种形式，寓意着对于太阳的崇拜和天地的观察，但这一阶段璧环形体都较小，良渚文化璧从小型璧环（包括“圆牌”）向大孔璧环（所谓“瑗”）发展至最后定型。反山是迄今出土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共130件，其中M23出土54件，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墓葬。反山M20：186璧（图4），品质和工艺最为精美，璧的宽度（所谓“肉”）和璧的穿孔（所谓“好”）之比为3.6：1，成为良渚文化璧的黄金比例。良渚高等级墓葬中制作稍粗糙的璧往往呈堆叠状位于脚端部位，一些考古学家推测这类可能是“财富”的象征物，当然也是玉礼制的内容之一。

礼仪服饰等用玉

礼仪服饰用玉包括头饰、项饰、胸饰、臂穿、带钩和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头饰如冠状器以及仅男性显贵使用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等。项饰除了管串和珠串，主要是女性显贵佩戴的璜、成组圆牌等各类原始组佩。

良渚冠状器顶部和外形多直接取之于神像的介字形冠帽。反山M16、M15冠状器利用透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展现神像，反山M15冠状器构型的顶部凸起呈台形，与良渚晚期玉器上的台形铭刻图符以及好川文化台形镶嵌玉片形制颇为接近。

三叉形器通过端部的贯孔镶插簪体，均作为墓主束发后的插件。三叉形器仅见于良渚古城及周边区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三叉形器的上端往往有一根玉管与之配伍，这样可使得中叉的长度大大延伸（图5）。已知配伍三叉形器的最长玉管出自反山M17，长达12.48厘米，与中叉组装后整器可高达15.3厘米。

锥形器的原型源自箭镞和投矛，单体的锥形器在墓内出土位置多样，尾端常有玉套管配置（图6）。成组锥形器则均位于墓主头部，共同组成冠饰，主要分布于良渚古城及周边区域，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成组锥形器多为奇数，或硕长或雕琢琮式图案，一组11、9、7、5、3件不等，等级鲜明。

成组半圆形器4件一组，正面弧凸，背面凹弧且有缝缀隧孔，出土时呈圆周状分布于墓主的头部，仅见于反山、瑶山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堪称“王冠”。

以璜、成组圆牌为主体组佩为女性显贵专有，分为颈饰和胸饰。八千年前的萧山跨湖桥3件璜形器可能是璜的祖型，璜盛行六、七千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繁荣于五、六千年前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良渚文化中晚期随着男性威权地位的绝对确立，璜和成组圆牌就迅速退出良渚玉礼器的舞台。瑶山M11墓主颈部3件璜，胸部12件成组圆牌，很可能组合串系，颇具周代组佩的雏形。

臂穿分为腕饰和臂饰，除了少量条状环镯外，多器身较高的筒形，外壁还往往微微内凹，应具有形体和视觉观看上的特别要求。带钩（图7）数量不多，出土位置多在墓主下肢部位，可能作为裹尸时的缚扎。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穿缀玉器，除了鸟、蝉、龟、鱼等神灵类动物外，还有月牙形、椭圆形、半管形等特殊造型。瑶山M11成组椭圆形缝缀玉器，极有可能是蝉等的简化造型。新近良渚古城遗址南部北村M106出土刻划羽线纹的振翅玉蝉（图8），与反山M14蛹状玉蝉相得益彰。

礼仪工具用玉

包括一些源自于工具和日常用品的玉器具，如纺轮、织机、刀柄、把手，以及嵌玉容器类器具、匕匙箸类食具等，一些器具上还雕琢神像，如瑶山M12出土的玉匕（图9）。实用器具的玉礼化，也是良渚玉礼器的重要内容。反山M12：68嵌玉圆形器（图10），复原外径约28厘米，中间为圆形大玉片，外周分别镶嵌光芒形、梅花形的玉粒，颇似“太阳盘”。

作为镶嵌工艺的嵌玉漆器，把大量细小的无孔玉粒及某些捉手、圈足之类的玉件，结合髹漆装饰在有机质的器具上，既可称为漆器，也可认作嵌玉髹漆的玉器，可辨的有嵌玉漆觚、嵌玉漆壶、嵌玉圆形器等。良渚嵌玉髹漆工艺有效地克服了玉料及剖割技能的局限，使得个体较小的单体玉件，在空间上得到充分的伸展，成为商周时期以器表装饰凹凸不平纹样为特征的青铜礼器中容器的直接前身之一，大大提前了我国镶嵌工艺的历史。

良渚文化玉礼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无论是辨玉识玉、雕琢工艺，还是成组配伍，都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集中体现了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有序控制了社会政权组织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良渚社会开创了以玉礼器系统的礼制秩序和依此体现王权神授的统治理念，是中华玉礼制的先河，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