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基因”一词早已被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所习见、熟知和惯用。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担负着存储和传递遗传信息的重任，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决定性因素。

跳出生物学的语境，面对当前世界多种文化、多元文明的深度交融互鉴，我们开放的心态、比较的视野背后，深藏着希望探源寻根的冲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已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提醒和推动我们找寻各自文明的文化基因。

在对比之中明确中西文化的特质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是近代以来知识界的普遍关怀和集体意识，但不论基于文化、艺术、宗教还是历史的视角，仍难有效解决“起源”问题，考察和辨析往往至于先秦圣哲便难以上溯。当引入一种新的学科、进行视角换转以后，很多难解之处则变得豁然开朗，很多难以进入的话题空间也就此打开并展拓，依据古代人类活动遗迹来研究早已消失的社会问题的考古学，就是这样一把独特而关键的钥匙。在考古学家陈胜前看来，考古学使我们得以看清文化和生物过程长期相互的作用及其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下，人们通过物质遗存探索文化基因成为可能，因为文化基因的传承是在物质世界中完成的，物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这也即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逻辑。

严格说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并非一部专著，它汇集了陈胜前以考古学的视角观察和思索文化基因及其起源、形成和传承的系列文章，这39篇文字和书名标示的主题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也是作者各时段从不同方面就不同对象对此主题进行探索的成果。当然，这样的结构形式，难免会存在作者同一观点和近似论述在不同文章中重复出现的现象，但事实上这恰好提示了读者，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反复出现的内容也正是作者思考成熟、乐于广播的结论。在这本书中，陈胜前时时不忘谈论的一个背景关联是，农业与文明起源，而通读全书之后，我们也不妨为作者作出总结：农业起源时代文明体系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就是文化基因。

正如书前序言即已指出的，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与文明的形成，也就是整个农业时代，而“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其基础也奠定于农业起源时代：中国有着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个面积广大的农业起源中心，缓冲空间十分巨大，因此文明的形成也就不是一个单点生发而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多点并发、逐渐融合。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各区域文化习俗和形态多样，即以今日可见的现实也能够想象和认识到，史前时代文明无疑各具特色和体系，又各处于不同的发展进程。以“满天星斗”概括描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苏秉琦先生曾直陈，在中国考古和历史工作者头脑中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苏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不仅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分类，更是摆脱以往“中原中心论”束缚的认知革命与方法创新。在“满天星斗”的照耀下，我们得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起源的真实状态。陈胜前进一步谈到，“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仅仅指某个中心化政权的形成，而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向外与周边更大范围的群体交流互动，向内逐渐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趋势”；“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个地方率先出现某些文明的特征”。由此判断看中国早期文明中的东西差异和后来历史中的南北关系，非常有意思，而“周边”文明在“实验结束”之后，中原地区则以其厚实稳定的农业基础发展出长盛不衰的文明。陈胜前的思考与分析，显然跳出苏先生所虑“两个怪圈”之外，在社会发展史之前，农业时代的自然格局决定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但这些多元的“星斗”仍有向中心辐聚、融合、形成体系的趋势，一种基于现实而存在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重要因素。

在《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中，陈胜前尝试依据农业历史对中国人的影响，析论部分中国文化基因的史前渊源。所谓“靠天吃饭”，并非指谓农民无所作为、全凭自然赏赐，而是指农业生产必须在深入掌握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基础上开展，只有依照规律、“不违农时”，密切关注“天”的变化，据此指导农业活动，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因此，勤劳成为农业历史时期最具基因属性的品格。陈胜前指出，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更可贵的文化基因——包容与和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欲求其实相当有限，“农业驯化了动植物，同时也驯化人自身”，以节制和容忍为内核的文明由此而生。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时时可见多元文明、异质文化交融的例证，摩擦和碰撞作为一种非常态和临时态，实是走向融合的必然途径，中国人不但适应了自然和环境，也选择和改造了自然和环境，从中我们看到文化基因在生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文化基因是历史的产物，不难看出它所具备的多元复杂性、物质决定性、独立存在性、长期稳定性和新生获得性，这些可以视为其“结构属性”。陈胜前在书中特意多次强调了文化基因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它的主要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学习交流，这也是其与种族主义存在本质区别的原因。应该注意到，文化基因“可以努力去发现、去创造”的特性，寓示着它也具有需要被控制、优化的另一面，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样，有发挥重要影响意义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我们需要分辨并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负面意义的文化基因所带来的伤害。

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意外，该书在讨论文明起源之外，视线还触及当下社会，消费、旅行、云直播……种种热点话题均被论及，这体现着作者深切的现实关怀。陈胜前一直不忘申明其考古学的立场和视角，时时以“人与物的关系”观照古今一切事物。在他的理解中，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科学也逐渐成为中国新的文化基因；在经历了技术革命（自然）、社会革命（历史）、精神革命（人文）之后，种种新的文化基因得以创造，并且塑造着中国文化的整体形态。认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扬其优秀部分，是形成文化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文化建设的考古学，因其在构建当代中国自身文化力量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使我们能以自信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好地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从容应对新的挑战和风险。

可以感受得到，陈胜前对文明起源、文化基因的思考和研究，充满了文化情怀。文化基因作为一种理论，是进化论用于文化分析的产物，陈胜前并未将之视为一个比喻、一种工具，而是将其看作实际存在的对象，其出发点即在于他对文化的深刻认同和理解。人类与动物关键的区别在于文化，有文化使人成为人，有自己的文化则使人成为有自信、受尊重的人。陈胜前向读者特别提示也相当在意的“考古学视角”，实际也落脚在文化之上，他曾坦言：“文化也是考古学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文化历史、过程还是后过程的考古学研究，文化都是其核心概念。”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达成这一目标的核心即在于扎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和基础”，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探寻文明起源和文化基因的根本动因。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