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市）人，是国民党高官陈布雷之弟。1932-1941年间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1938-1940年间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大龙泉分校主任。《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乾隆帝钦定，纪晓岚主持纂修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珍贵典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成书以后，乾隆帝又命人手抄了七部分置各地，即贮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辽宁沈阳的文朔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也称为“北四阁”“南三阁”。由于受战祸摧残，现在七阁藏书中仅存文渊阁、文朔阁、文津阁、文澜阁。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下文以“库书”代指）就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民政府西迁，库书的内迁及保存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内迁的重要任务。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未雨绸缪，1937年8月间便先后将馆藏珍贵典籍转运至浙江富阳、建德等地。但随着“沪杭形势日渐险恶，时有敌机骚扰”，库书随时有被敌机炸毁的危险，亟需内迁，但由于当时浙江省政府及教育厅对于保存文萃的轻视和掣肘，致使库书转移运费和交通工具受限。1938年一二月间，为解决书籍内迁之方案及车辆、资金诸事，陈训慈乘舟至永康、方岩、丽水，与浙江省政府等多方斡旋。最终这批珍贵典籍在多方协助下得以西迁贵州，开启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抗战文化苦旅。

《运书日记》是抗战期间陈训慈先生抢救国家珍稀文献、辗转将库书从杭州运往内地的日记，真实记录了烽火中知识分子为保存民族瑰宝的心路历程与责任担当。从中可以看到库书得以迁出的艰难过程，现按时间顺序梳理其大致的情况。

1月11日，陈训慈为库书迁运事访主管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许对迁运书深表同情，但不同意迁往省外，要求陈在省内寻觅藏书之地。陈在日记中记云：

许先生于前二度相见时对此事甚冷淡，今日尚同情，惟致慨于公路局之弊政，云此次迁移，并省府索车亦无之……旋谓外省臂长莫及，可就处属物色一地，渠当与交通处商借车。

1月17日，陈训慈初步决定将库书迁往龙泉，不再做迁往省外的打算。同日，为寻求运书车辆，陈训慈再找许绍棣接洽，但许对此甚为轻视。其在日记中记云：

许温谓可向方岩教厅去办……余为得一运输办法而守待四天，人乃不能假数分时间以作信介绍，甚矣其轻视此事之甚也。

1月19日至21日，陈训慈根据许绍棣指示，接连三次赴浙江省府接洽运书事。但在与交通处接洽时，却又被索取巨额运费。其记云：

自金华至龙泉一段公路车，余初以为汽油费殆系该处义务或系记帐，由省府后还。但魏忽言汽油须现付，而索价又颇巨（谓以公路每公里二角计，金永二百六十里来回一次须百零四元，加车租费等。又谓如汽油六十加伦，每加伦高价一元四角，亦须八十四元），商以记帐不果……只得告以电省接洽再说。

由此可以看出，国难当头，手无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寻求保存国粹中的艰难境遇，同时也反映出国民政府职员层转推卸的腐败之象。面对此种情况，陈训慈不由百感交集，在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自余来杭垣主持浙江图书馆，于今适为六周岁。客中追怀，百感交集，而播迁靡定，珍籍分隔，旧雨星散，独守馆钤，尤不禁怆然于怀，与忧国之念交迸而不能自抑也。

此后，陈训慈继续奔波于省政府、教育厅、交通处等协商解决运书办法，最终运书费用得以解决。按照陈训慈与教育厅协商的运书方案，暂存在建德的库书及善本改装小船后于1月30日运抵金华，再分两批走陆路运往龙泉，共装232箱，其中170箱为库书。

事实证明陈训慈等人的深谋远见是独到的。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不仅从军事上全面侵略中国，而且疯狂掠夺珍贵文物。就在库书运藏龙泉之际，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出九位文化特工，从上海赶到杭州，在三天时间里搜查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等26家文化机关，其间还专门寻找“江南三阁”之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令他们失望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的藏书已经疏散开了”。

为安全计，陈训慈曾数次呈请省府及教厅迁库书于内地。早在库书转运至建德绪塘后，陈训慈就认为，该地地形难避战火，急需搬迁图书至内地。而许绍棣却不以为然，陈在日记中记云：

以为途中多有危险（如误传军火，易遭空袭），不如存藏建、金山乡之山洞云。又谓赣湘亦非安全，策其全，宜入川，然此言似随便议论，非为文物实际策其全者，余亦不欲毕其辞矣！

1938年1月8日，陈训慈为库书的迁运之事，曾专门拟一长文，呈文向省教育厅陈述了战时保护珍贵典籍的重要性。面对保存珍贵典籍意识淡薄的省府，陈训慈不得不发出郁闷的慨叹：

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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