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窑址位于广西藤县藤州镇中和村,北距县城约10公里。窑址分布于北流河沿岸长约2公里、宽约0.5公里范围内的小山丘上,现存有瓷窑20余座。窑址1963年发现,1964年和1975年先后对窑址进行过两次试掘,清理了其中的两座废窑炉。中和窑约始自于北宋,延至宋元之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藤县中和窑概况
中和窑现存的瓷窑多集中分布在今中和村委会附近,各瓷窑均依山形地势而建,为斜坡式龙窑,平面基本呈竖长矩形,分为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四部分,窑的长宽不一,一般长为10米至60米,宽为1.5米至3米。
中和窑烧制的瓷器为青白瓷,造型美观,品种式样繁多,有各式碗、盏、盘、钵、壶、熏炉、魂瓶、枕、腰鼓和印花模具等,以碗、盏、盘、碟等日用器为主;器物胎质细腻洁白,胎骨薄而坚硬,叩之有金属声;釉莹润光泽,半透明,白中泛青,以影青釉为主,白釉次之,上釉均匀,胎釉结合紧密;纹饰丰富多彩。
藤县中和窑的特色
从此前发掘清理的两座瓷窑情况来看,中和窑斜坡式龙窑的建造技术展现了高水平的工艺,其长度、斜度、造型、样式、填膛用料和膛砖砌法等都与景德镇现存的宋代窑炉基本相同,如窑炉的分级处理、斜坡斜度设计、窑床铺砂、膛砖组砌方式等,与北宋同时代的景德镇瓷窑处于同一个层次,由此看来,中和窑的建造汲取了当时最先进的窑炉建筑设计技术。
从中和窑出土器物来看,其烧制方法早期采用的是一钵一器仰烧法,晚期则兼用迭烧法。其造型与装饰艺术风格独特,取材广泛,构图布局严谨而多变,线条清晰流畅,手法娴熟细腻,瓷器可与景德镇同期瓷器相媲美。据现有资料记载,宋代能烧造出如此优质的青白瓷器的瓷窑,除景德镇外,还有江西吉安,福建德化、晋江、泉州和安徽繁昌等六处。
大量生产青白瓷印花器是藤县中和窑的重要特色。中和窑的青白瓷装饰以印花为主,也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贴塑、镂空等。各窑因创烧年代不同,各有侧重,纹饰题材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习见的花卉、动植物、人物、海水等,常采用对称布局,器内壁通常印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束莲、萱草、飞禽等,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
除大量的印花瓷器外,中和窑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独具特色的印花模具。印模形式多样,有尖状蘑菇形、半球状蘑菇形、平顶等,印面所刻花纹有阴、阳两种,所刻纹饰在器物中均可见。其中一件飞鸟花卉印花模尤为典型,是中和窑断代的重要物证,该印花模具为半球状蘑菇形,印面中间刻莲池鹭鸶纹,顶端为一朵六瓣小花,边缘刻回纹一周。
中和窑的部分青白瓷盘、盏等的纹饰制作工艺独具特色,满器内壁先施以席纹、菱形纹作衬底,其上再印缠枝花卉纹,或以席纹、珍珠纹、菱形纹等为地,再饰以海兽纹(摩羯纹)、缠枝花卉纹的做法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颇为少见。
藤县中和窑是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一处民间瓷窑。从生产能力看,它可提供大量产品外销出口,其窑炉一般都可烧2万余件较大的瓷器。《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藤州入户籍的有6422户,若每户以五口计约为32110余口,以平均每人每年约用或损坏瓷器三件,则约需瓷器10万件。那么一口窑仅烧四、五次就足以供应全州的需求,如无其他销路,产品就会滞销甚至引起窑业倒闲。从延续的烧造时间来看,其中必有别的销路,也就是外销。从发掘清理出来的瓷器中的斗笠碗、海水摩羯纹印花模具以及海水摩羯纹盏得以印证:一是斗笠碗的器型与当地历史以来传承至今的习惯用碗有着明显的不同;二是摩羯纹非本土原生纹饰,一般认为是一种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外来纹饰,结合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除了中和窑外,藤县其他地区甚至广西区内尚未发现有与上述器型、纹饰相同或类似的其他中和窑产品的实物出土。由此看来,中和窑出现的斗笠碗和海水摩羯纹饰模具与盏等,佐证了中和窑烧造的瓷器主要是用于对外销售。这也表明宋代藤县乃至广西与中原等其他地区也有着广泛的文化、经济交流。
藤县中和窑的兴起
北宋开皇四年(971)在广州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之后也相继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全国各地名窑纷纷将产品运往广州,销售海外,而瓷器商人为了降低商品成本,在出口港附近寻求货源,于是江河沿岸水运便利的瓷窑应运而生。
藤县地处广西东部的西江流域,处于珠江主干流浔江与支流北流河的交汇处,北可通过梧州的桂江、桂林的漓江,从灵渠过湘江到达长江、汉水水系,为古代岭南水路交通的要冲。优越的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促进了藤县中和窑的崛起和发展,而中和窑当地富有瓷土且林木茂密,原料和燃料就地取材,为中和窑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北宋年间,景德镇制瓷技术通过制瓷工匠的迁移传入藤县,制瓷工匠们自景德镇始,经洪州、吉州、赣州越大庾岭,逆西江而上,至藤县北流河边的中和村,与当地人民一起,筚路蓝缕,开设窑场,谱写出梧州乃至广西制瓷历史上的最强华彩乐章。
藤县中和窑窑场的衰落
广西宋代青白瓷窑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300余年。而至宋末元初,广西青白瓷窑场却几乎完全消失,广西境内仅余数处烧造青瓷的窑场,中和窑瓷业由此而衰,究其缘由:
一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引发燃料供应不足,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南宋中期以后,燃料的供应不足,直接影响到瓷器成本和售价。北宋以后,北方窑场周围的植被环境被严重破坏,木材燃料难以为继,严重影响了窑业的发展,不得不广泛使用煤为烧瓷的燃料。广西虽然不产煤炭,但草木资源充足,窑场仍然以柴草为燃料,但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导致柴草燃料的供应量发生变化,限制了广西宋代制瓷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全国外贸中心由广州向泉州转移,影响了广西青白瓷的生产。广西宋代青白瓷业多数因广州市舶司的兴起而开始烧造,但也随着广州市舶司的衰落而走向衰落。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立市舶司,第二年又在密州成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设立后,可以利用季候风的方向,合理安排出运和返航的时间,无须绕道广州,一年即可往返。到12世纪60年代,泉州与广州几乎已经平起平坐。至元代初,泉州已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因此,随着海外贸易中心在南宋晚期北移后,泉州、杭州、明州等港口所在的省份浙江、福建和邻近的江西,由于原有制瓷业的基础优良,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制瓷业的中心,而广西藤县中和窑瓷业也因此而逐渐衰落。
三是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和破坏。宋末元初,元军从滇东侵入广西,在南进占领过程中对各地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窑场纷纷停烧。此时社会动荡不安,元政权对手工业加强控制,把制瓷业置于官办之下,设立“浮梁瓷局”管理全国制瓷业,把全国的优秀瓷工集中在景德镇。因此,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不仅在海外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在国内市场也占有极大的份额,致使其他地区制瓷业凋零。由此,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场彻底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