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熟能详的早期佛菩萨造像、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佛塔建筑构件等犍陀罗石雕艺术，金银器物和首饰……近日，来自巴基斯坦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203件（套）在故宫博物院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中亮相，充分展示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多样性及其艺术魅力，以及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原貌。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犍陀罗一直为不同的王朝政权所掌控，文化面貌丰富多样，地区间文化类型互相混杂。”展览策展人罗文华介绍，展览包括“芳香国：多元文化下犍陀罗文明的诞生”“犍陀罗艺术的辉煌”和“犍陀罗艺术的余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用不同的色调进行展现，从古代犍陀罗文明发展的角度，为观众展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力及其影响。

从伊朗系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系的马其顿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中亚游牧系的塞人时期到贵霜王朝和寄多罗贵霜时期，犍陀罗地区的统治者由不同语言、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组成，由此奠定了犍陀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础。

通过百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大规模的佛教寺院与佛塔遗址、丰富的佛教造像均展示出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极其繁盛的历史面貌。

犍陀罗艺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公元1-3世纪）的犍陀罗美术深受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流行着来自地中海的建筑、尊像和装饰纹样。佛教艺术以灰色片岩雕刻作品为主，大乘佛教思想盛行，创立了佛陀形象，佛、菩萨形象具有古希腊、罗马雕塑的特征：波浪形卷发，衣褶厚重，衣纹流畅，面部轮廓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特征。晚期（3世纪中期至5世纪），犍陀罗地区经历动荡，政治中心西移至喀布尔河谷，艺术风格出现了变化。印度笈多艺术也影响到西北地区。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石膏造像，本土化的艺术风格日趋明显。5世纪70年代，贵霜王朝艺术逐渐衰落。

10世纪下半叶以来，正值西藏佛教复兴，这些地方显密佛教的兴盛、高僧往来以及艺术家的进入，大量的古代佛教艺术精品进入西藏，保存于大小寺院中，成为藏传佛教寺庙珍贵的财密与艺术品，一直保存到今天，为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生根、成长并走向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犍陀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是希腊、波斯、印度等多元文明碰撞与融合的产物。犍陀罗艺术在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活力与创造力，不仅推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与飞升，也在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展览中，伊斯兰堡博物馆藏酒神金盘让观众驻足打量，金盘浮雕有四头翼狮与四蕨类叶片，中央头像呈希腊贵族面相，发眉骨隆起，双眼圆睁，络腮胡子浓密，长发垂肩。依据发上所饰葡萄叶，一般认为其为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是宙斯之子，护佑着希腊的农业与戏剧文化。狄俄尼索斯推动了古代社会的文明，确立了相关法则，并传授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

“这尊白沙瓦博物馆藏佛传题材浮雕造像龛是根据释迦牟尼佛传记雕刻而成，通常以佛陀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分舍利等生活中发生的特定事迹为刻画对象。以佛传内容为题材的石刻浮雕，是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文华说。

一只水蛭形状装饰和垂饰组合而成的金耳环来自塔克西拉博物馆，耳环上半部分是无花纹的水蛭状新月形，有扣环。水蛭上挂着一个可以动的圆环，圆环上挂着花蕾形状的垂饰。水蛭是薄金片构成的，核心为紫胶或沥青，这种做法来源于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首饰匠中很常见。

故宫博物院藏思惟莲花手观音也在展览中展出，观音菩萨头戴三叶冠，正中冠叶前有无量光佛小化佛形象。发髻上有扇形装饰，明显受到萨珊波斯贵族服饰的影响。右手抬起，食指伸出，指向面颊，头略右侧，作思惟相。左手持莲枝，沿左臂开敷于左肩。双臂绕帔帛，长裙裹住双腿，衣褶自然写实，左舒坐姿坐于带垫台座上，台座正面垂幔装饰，两边各蹲踞一狮，下承单层仰莲台，下方有长方形地平，地平正面和右侧阴刻前夏拉达字体梵文题记，可见此像来自勃律王朝。

展览中173件（套）文物来自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塔克西拉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伊斯兰堡博物馆、迪尔博物馆、斯瓦特博物馆和洪德博物馆共七家博物馆。这些文物多为考古发掘出土，时代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不等。故宫博物院文物30件（套），大多从古代犍陀罗地区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上斯瓦特、喀什米尔等艺术中心进入中国西藏西部。这些文物对古格王国的金铜造像风格与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展现出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交流的悠久历史。